1996年，老干妈创始人陶华碧，四处求人提供玻璃瓶，可因为规模小被所有人拒绝，只有一家玻璃厂同意，只能每天去玻璃厂捡几十个瓶子维持生产。谁料，就是这个“协议”，让这家玻璃厂受益无穷。 当时二玻已经半年没发工资了，机器上全是灰，工人们天天大眼瞪小眼，厂长王守强看着陶华碧那股较真的劲儿，心里也不是滋味。 车间主任嫌耽误事，王守强只说了一句话：“把风扇往那边挪挪。”就这么一句话，算是给这段传奇开了个头。 说起来可能不信，老干妈起家的时候，最大的难题居然是连个装辣椒酱的瓶子都买不起。 1989年，陶华碧在路边支凉粉摊，她自制的辣椒酱比凉粉还抢手，有人专门冲着辣椒酱来。 到了1996年，她铁了心要把辣椒酱做成买卖，借了两间房就开干，可第一批产品出来，瞬间愣住了，竟然没瓶子装。 那时候玻璃瓶实行生产许可，正规大厂接单都有起订量，陶华碧一天才卖几百瓶，在人家眼里连零头都算不上。 她跑遍了贵阳周边的玻璃厂，鞋底磨穿了，得到的回复出奇一致：“我一天生产几十万个瓶子，你一天要几百个？拿我开涮呢？” 这话听着扎心，但站在大厂的角度，还真不是瞧不起人，是机器一开动成本就摆在那儿，小单子接了就是亏。 二玻是她最后一根稻草，王守强听完她的请求，挠着半秃的脑袋直犯难：“我这厂子快垮了，你要的量太小，机器一转就亏本。” 但他没像别人那样直接赶人，他想了个折中的办法：“每天下午四点，你来捡几十个残次品先用着。” 说白了，那些残次品本来也是扔，做个顺水人情，既帮了人，又不亏本。 可陶华碧接下来的操作，让所有人都没想到，每天准时出现，挑瓶子比挑西瓜还仔细。 工人后来回忆：“她不像捡废品，倒像在挑工艺品。”更绝的是，半个月后，她给王守强带了瓶自家的辣椒酱。 两个冷馒头抹上红油油的辣酱，辣得老厂长直吸气，筷子却停不下来，那一刻他心里门儿清——这女人手里攥着个好东西。 于是，王守强做了个冒险的决定：专门为老干妈开一条生产线。 按行规，小客户想让大厂开工，必须全款预付，他也把丑话说前头了：“先款后货，我厂子等米下锅。” 陶华碧二话没说，回家取出了全部家当三万两千块，皱皱巴巴的，那是她摆摊七年一分一分攒的。 王守强看着那摞钱，沉默了很久，转头对会计说：“先安排生产，瓶子出来了再收钱。” 这一步，他打破了行规，也赌上了自己的底线，后来他跟人说：“一个敢把全部身家押在辣椒酱上的女人，值得我冒一次险。” 生产线转起来的第一个月，二玻工人领到了半年来的第一笔全额工资，虽然每人只有几百块，但车间里重新响起了机器轰鸣。 从那以后，两家就像绑在了一起，老干妈的销量三个月翻了十倍，二玻的供应量也从几百个涨到几万个。 1997年老干妈正式建厂，二玻顺理成章成了一号供应商，这不是合同签出来的，是这一年里，一个敢信、一个没辜负，磨出来的。 1998年老干妈出了个头疼事，瓶子密封不严，运输途中漏油，陶华碧直接找王守强说明情况。 王守强二话不说，把厂里最好的技术骨干派到老干妈车间驻场，一待就是三个月，费用全包。 2000年前后，全国上千家小玻璃厂倒闭，贵阳周边就关了三家，二玻不但没倒，还扩建了厂房，新增三条自动化线。 陶华碧的记账本上写得明明白白：二玻的货款永远优先结，预付款比例比别人高出五个点，财务人员觉得不划算，她只说了一句：“当年人家帮咱，现在咱不能让人家吃亏。” 就这一句话，把什么供应链优化、什么成本管控全甩在了后面。 2003年老干妈产值破亿，二玻也跟着扩建，最紧张的时候，老干妈的卡车在二玻门口排长队，生产出一车拉走一车，王守强甚至贷款引进德国生产线，专门给老干妈做定制瓶。 七年后，有外资企业找上门，开价比二玻低一半，条件是逐步替换，陶华碧的回复干脆利落：“我和二玻合作十四年，没换供应商的打算。” 这话传到王守强耳朵里，他正为设备升级的资金发愁，第二天，老干妈财务总监主动联系，提出提前支付未来三个月货款。 由此可见，好的合作从来不是一方施恩、一方感恩，而是你帮我渡过难关，我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2012年玻璃原料价格暴涨，二玻成本一下涨了30%，按合同老干妈完全可以拒绝调价，王守强硬着头皮去找陶华碧，准备自己扛一部分损失。 最终涨价幅度，刚好覆盖成本，二玻的利润一分没少。 这事要是换个供应商，早闹上法庭了，可这两家，硬是把生意做成了人情。 后来，二玻的老师傅们偶尔聊起当年，总说一句话：“要是当时王厂长没让她捡瓶子，要是她捡几天就放弃了，要是王厂长没尝那口辣椒酱……这事就全变了。” 历史没有如果，有的只是一个炎热下午，一个快垮的厂长和一个快走投无路的女人，互相伸了把手，然后接下来的三十年，谁都没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