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垃圾堆,怎么突然消失了?
很多人可能记得,2010年,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拍摄了一部《垃圾围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垃圾包围图。
很多人可能记得,2010年,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拍摄了一部《垃圾围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垃圾包围图。
正如纪录片中的一句话:“我们可能不会直接饮用这里的水,但却难以保证不会吃到用污水浇灌的蔬菜。”
不过,当时的垃圾问题,似乎是无解的。
不过,当时的垃圾问题,似乎是无解的。
那时中国正在迅速城镇化,垃圾产量激增,但对垃圾处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运到城市周边掩埋。
那时中国正在迅速城镇化,垃圾产量激增,但对垃圾处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运到城市周边掩埋。
但是,掩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
以北京为例,每日产生的1.84万吨垃圾中,仅有1万吨得到处理,缺口高达67%。
垃圾填埋场建了之后很快就被塞满,不得不再去开挖新的填埋场。
更糟糕的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垃圾却会源源不断产生。
那时候,有人绝望地预言:“全中国都要被垃圾占领了。”
但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中国竟然发生了“垃圾紧缺”,甚至当时这些被填埋的垃圾也竟然成了宝藏。
全国不少城市的垃圾填埋场重新出现了挖掘机,开始挖掘之前那些被填埋的垃圾。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垃圾,怎么突然消失了?
1 垃圾不够了
垃圾不会消失,其实只是中国的垃圾处理量上来了。
我们看一组数据,就能知道如今中国垃圾处理的厉害之处。
2010年,全国投入运营的垃圾焚烧厂仅有区区104座,到了2023年,中国已经有焚烧厂925家。
这是啥概念?
全世界的垃圾焚烧厂是2100家,也就是说,仅仅中国一家,垃圾焚烧厂就占到了全世界的接近一半!
美国的垃圾处理能力是2500万吨,中国去年的处理垃圾总量是2.3亿吨。
注意,这还只是中国的垃圾处理量,而不是中国真正的垃圾处理能力。
根据数据,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垃圾焚烧厂满负荷运行,一年差不多能处理4亿吨垃圾。
中国一年垃圾产量是多少呢?
3.6亿吨(不含建筑垃圾和厨余垃圾),刨去可回收物,能烧的也就2亿多吨。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垃圾供不应求了。
江苏,全省90座焚烧厂中,30%因垃圾不足,被迫“开工三个月,停一个月”;
浙江,温州焚烧厂设计产能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仅7000吨,余热锅炉常年低负荷运行;
上海,部分焚烧炉停运率达50%;
根据行业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运”83467天次,有些焚烧炉超过半年没有开机。
最搞笑的是,湖南的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保证运转,竟然给物业公司付“介绍费”,每吨垃圾能拿50元的回扣。
还有河南商水,为了保证垃圾供应,竟然要跑到项城市、淮阳乡镇和周口市区等外地抢垃圾。
“现货垃圾”不够,所以垃圾焚烧厂就只能盯上了“库存垃圾”。
比如2021年广东省中山市开挖焚烧了45万吨填埋垃圾,2021年浙江省金华市开挖焚烧了26万吨填埋垃圾,2022年河南省漯河市开挖了临近的填埋场。
还有吉林四平,连等审批和环评都等不及,直接开挖,导致了污染物泄露等其他问题,而被中央督察组曝光了。
显然,开挖过去的库存垃圾也不是随意进行的。
毕竟开挖组织不好的话,反而容易产生甲烷泄漏、臭气、渗滤液污染等环境风险,造成二次污染。
所以2022年,生态环境部还专门出台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对垃圾开挖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中国自己的垃圾不够用,挖过去的库存也被限制,那总不能进口垃圾吧?
显然不行。
因为2021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那换个思路呢?不进口洋垃圾,改成中国垃圾焚烧厂出海呢?
你没看错,中国出海的不仅有手机和汽车,连垃圾处理都出海了。
毕竟,中国虽然垃圾不够了,但外国垃圾可是足够的!
2000年代初,中国开始逐步禁止进口固废后,大量洋垃圾就开始往东南亚国家转移。
这些国家本身填埋资源不够,所以垃圾围城情况非常严重。
这正好是中国企业大显身手的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军“海外”垃圾焚烧市场的企业已有不少。
例如,中国垃圾处理企业天楹在越南、新西兰、泰国、马尔代夫;
康恒环境在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光大环境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
中工国际在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
锦江环保、伟明环保已分别在印尼;
瀚蓝在泰国,旺能环境在柬埔寨,军信股份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有项目落地生根。
这一方面展示了企业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映射了中国近年来在垃圾焚烧领域的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巨大垃圾处理能力,已经可以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价格合理兼具发展的高水平垃圾焚烧解决方案。
从而成为中国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中国的垃圾堆,怎么突然消失了?
很多人可能记得,2010年,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拍摄了一部《垃圾围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垃圾包围图。
很多人可能记得,2010年,纪录片导演王久良拍摄了一部《垃圾围城》,为我们展现了一幅触目惊心的垃圾包围图。
正如纪录片中的一句话:“我们可能不会直接饮用这里的水,但却难以保证不会吃到用污水浇灌的蔬菜。”
不过,当时的垃圾问题,似乎是无解的。
不过,当时的垃圾问题,似乎是无解的。
那时中国正在迅速城镇化,垃圾产量激增,但对垃圾处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运到城市周边掩埋。
那时中国正在迅速城镇化,垃圾产量激增,但对垃圾处理,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运到城市周边掩埋。
但是,掩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垃圾增加的速度。
以北京为例,每日产生的1.84万吨垃圾中,仅有1万吨得到处理,缺口高达67%。
垃圾填埋场建了之后很快就被塞满,不得不再去开挖新的填埋场。
更糟糕的是,土地资源是有限的,但垃圾却会源源不断产生。
那时候,有人绝望地预言:“全中国都要被垃圾占领了。”
但谁也想不到,十几年后,中国竟然发生了“垃圾紧缺”,甚至当时这些被填埋的垃圾也竟然成了宝藏。
全国不少城市的垃圾填埋场重新出现了挖掘机,开始挖掘之前那些被填埋的垃圾。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的垃圾,怎么突然消失了?
1 垃圾不够了
垃圾不会消失,其实只是中国的垃圾处理量上来了。
我们看一组数据,就能知道如今中国垃圾处理的厉害之处。
2010年,全国投入运营的垃圾焚烧厂仅有区区104座,到了2023年,中国已经有焚烧厂925家。
这是啥概念?
全世界的垃圾焚烧厂是2100家,也就是说,仅仅中国一家,垃圾焚烧厂就占到了全世界的接近一半!
美国的垃圾处理能力是2500万吨,中国去年的处理垃圾总量是2.3亿吨。
注意,这还只是中国的垃圾处理量,而不是中国真正的垃圾处理能力。
根据数据,当前中国垃圾焚烧厂平均负荷率约为60%。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垃圾焚烧厂满负荷运行,一年差不多能处理4亿吨垃圾。
中国一年垃圾产量是多少呢?
3.6亿吨(不含建筑垃圾和厨余垃圾),刨去可回收物,能烧的也就2亿多吨。
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垃圾供不应求了。
江苏,全省90座焚烧厂中,30%因垃圾不足,被迫“开工三个月,停一个月”;
浙江,温州焚烧厂设计产能1万吨/日,实际处理量仅7000吨,余热锅炉常年低负荷运行;
上海,部分焚烧炉停运率达50%;
根据行业统计数据,2023年全国垃圾焚烧发电厂“计划内停运”83467天次,有些焚烧炉超过半年没有开机。
最搞笑的是,湖南的两家垃圾焚烧厂为了保证运转,竟然给物业公司付“介绍费”,每吨垃圾能拿50元的回扣。
还有河南商水,为了保证垃圾供应,竟然要跑到项城市、淮阳乡镇和周口市区等外地抢垃圾。
“现货垃圾”不够,所以垃圾焚烧厂就只能盯上了“库存垃圾”。
比如2021年广东省中山市开挖焚烧了45万吨填埋垃圾,2021年浙江省金华市开挖焚烧了26万吨填埋垃圾,2022年河南省漯河市开挖了临近的填埋场。
还有吉林四平,连等审批和环评都等不及,直接开挖,导致了污染物泄露等其他问题,而被中央督察组曝光了。
显然,开挖过去的库存垃圾也不是随意进行的。
毕竟开挖组织不好的话,反而容易产生甲烷泄漏、臭气、渗滤液污染等环境风险,造成二次污染。
所以2022年,生态环境部还专门出台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对垃圾开挖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中国自己的垃圾不够用,挖过去的库存也被限制,那总不能进口垃圾吧?
显然不行。
因为2021年1月1日起,中国已经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
那换个思路呢?不进口洋垃圾,改成中国垃圾焚烧厂出海呢?
你没看错,中国出海的不仅有手机和汽车,连垃圾处理都出海了。
毕竟,中国虽然垃圾不够了,但外国垃圾可是足够的!
2000年代初,中国开始逐步禁止进口固废后,大量洋垃圾就开始往东南亚国家转移。
这些国家本身填埋资源不够,所以垃圾围城情况非常严重。
这正好是中国企业大显身手的时刻。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进军“海外”垃圾焚烧市场的企业已有不少。
例如,中国垃圾处理企业天楹在越南、新西兰、泰国、马尔代夫;
康恒环境在乌兹别克斯坦、越南、泰国、马来西亚;
光大环境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
中工国际在乌兹别克斯坦、孟加拉;
锦江环保、伟明环保已分别在印尼;
瀚蓝在泰国,旺能环境在柬埔寨,军信股份在吉尔吉斯斯坦等国都有项目落地生根。
这一方面展示了企业的战略布局,另一方面也映射了中国近年来在垃圾焚烧领域的发展。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巨大垃圾处理能力,已经可以为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价格合理兼具发展的高水平垃圾焚烧解决方案。
从而成为中国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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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000001.SH)
县城手机店开始消失了?为啥手机在县城都卖不出去了?
一、县城手机店开始消失了?
据VISTA看天下的报道,这可能是徐雪峰卖手机以来生意最惨淡的一个六月。
六月本应该是销售的高峰期,往年,高考结束后,家长们都会带着孩子走进手机店,挑选一部新手机,比平时更舍得花钱。还有的小孩拿着爷爷奶奶发的红包,付款很爽快。
曾经一条街都挤满手机店的场景,也逐渐在消失。徐雪峰在湖州手机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几乎没有新入行的老板,新的都是做线上的,比如以租代售、二手上门回收等等,传统与厂家合作的老板基本没有。所有认识的导购也都是卖了二十多年的老人,过去,他刚刚高中毕业,去市里手机店做暑期工,门店里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做导购,现在手机店想招年轻人已经很难了。
浙江某市一个手机公司的品牌负责人费凡觉得,手机行业已经走到生涯末期。他还记得本地过去有很多手机街,适园路、泰安路、红旗路,如今都关了50%以上,当初一年之内开了N家,现在又在一年之内关了N家,“蜂拥而至,又蜂拥而散了”。
二、为啥手机在县城都卖不出去了?
首先,为什么县城会成为线下手机销售的大本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县城手机销售可谓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电商市场已经蓬勃发展的时候,县城却发展出了一个在电商时代的新业态,县城居民相比于电商更喜欢在手机店甚至手机一条街购买,县城手机店的红火让人吃惊不已。县城手机店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市场环境与经营模式。一方面,县城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有信任基础的本地商家进行交易。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产品质量上,更体现在售后服务、维修保障等方面。县城手机店主往往通过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和服务意识赢得顾客信赖,形成稳定的客户群。
另一方面,与大城市相比,当时的县城商业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大型连锁卖场和电商平台尚未深入渗透,特别是电商的服务触角,虽然快递可以到达县城,但是配套的服务却并不完善,甚至售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导致消费者购买手机的主要渠道就是本地手机店。这些店铺虽然规模不大,但灵活性强,能根据当地消费者的偏好调整产品结构,并提供个性化的购机建议和售后支持。因此,在那个阶段,县城手机店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在县域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县城手机店的销售模式以线下为主,依赖于人际传播和口碑效应。老顾客带新顾客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较强的用户黏性。这种“回头客”效应使得许多手机店即使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乃至于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大城市的手机一条街。
其次,县城地域性经济格局已经改变。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城的经济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县城本身已经不再是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带。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展,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使得人们出行变得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县城居民特别是年轻群体,愿意前往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进行大宗消费,包括购买手机。相比于县城有限的品牌选择和价格透明度较低的情况,大城市的商场或品牌直营店往往拥有更丰富的产品线、更优惠的价格以及更完善的售后服务,这对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悄然改变县城的消费格局。大量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或求学,流向中心大城市,导致县城本地的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而年轻人是手机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对新科技产品的接受度高、换机频率快,一旦这部分人群流失,自然会对本地手机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此外,县城本身的经济发展也在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之中,原有的“地域性消费壁垒”被打破。过去县城手机店还能依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价格优势获利,如今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升冲击,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
第三,电商也开始全面进行县城渗透。这些年,中国电商的迅猛发展,以淘天、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头部电商开始不断发力县域市场,甚至于在县城开出了不少专卖店,更是对县城手机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去年开始,电商平台不断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大量折扣以及以旧换新补贴等优惠政策叠加,让手机的价格变得极具吸引力。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
特别是 90 后、00 后群体,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电商购物的接受度极高,用电商平台购买手机已经成为常态。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轻松比较不同品牌、不同机型的手机参数、价格和用户评价,足不出户就能下单购买到心仪的手机,享受送货上门的便捷服务。相比之下,县城手机店在价格和产品丰富度上都难以与之竞争。电商平台的崛起,打破了传统手机销售的地域限制,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让县城手机店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第四,县城手机店到底该向何处去?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城手机店生意的消失并非偶然,而是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新兴业态如电商蓬勃兴起并不断转型创新时,传统业态必然会受到冲击甚至被取代。
县城手机店开始消失了?为啥手机在县城都卖不出去了?
一、县城手机店开始消失了?
据VISTA看天下的报道,这可能是徐雪峰卖手机以来生意最惨淡的一个六月。
六月本应该是销售的高峰期,往年,高考结束后,家长们都会带着孩子走进手机店,挑选一部新手机,比平时更舍得花钱。还有的小孩拿着爷爷奶奶发的红包,付款很爽快。
曾经一条街都挤满手机店的场景,也逐渐在消失。徐雪峰在湖州手机市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发现几乎没有新入行的老板,新的都是做线上的,比如以租代售、二手上门回收等等,传统与厂家合作的老板基本没有。所有认识的导购也都是卖了二十多年的老人,过去,他刚刚高中毕业,去市里手机店做暑期工,门店里都是年轻的小姑娘小伙子做导购,现在手机店想招年轻人已经很难了。
浙江某市一个手机公司的品牌负责人费凡觉得,手机行业已经走到生涯末期。他还记得本地过去有很多手机街,适园路、泰安路、红旗路,如今都关了50%以上,当初一年之内开了N家,现在又在一年之内关了N家,“蜂拥而至,又蜂拥而散了”。
二、为啥手机在县城都卖不出去了?
首先,为什么县城会成为线下手机销售的大本营?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县城手机销售可谓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在电商市场已经蓬勃发展的时候,县城却发展出了一个在电商时代的新业态,县城居民相比于电商更喜欢在手机店甚至手机一条街购买,县城手机店的红火让人吃惊不已。县城手机店之所以能够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市场环境与经营模式。一方面,县城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有信任基础的本地商家进行交易。这种信任不仅体现在产品质量上,更体现在售后服务、维修保障等方面。县城手机店主往往通过长期积累的良好口碑和服务意识赢得顾客信赖,形成稳定的客户群。
另一方面,与大城市相比,当时的县城商业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大型连锁卖场和电商平台尚未深入渗透,特别是电商的服务触角,虽然快递可以到达县城,但是配套的服务却并不完善,甚至售后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问题,这就导致消费者购买手机的主要渠道就是本地手机店。这些店铺虽然规模不大,但灵活性强,能根据当地消费者的偏好调整产品结构,并提供个性化的购机建议和售后支持。因此,在那个阶段,县城手机店凭借优质的服务和良好的口碑,在县域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因此,县城手机店的销售模式以线下为主,依赖于人际传播和口碑效应。老顾客带新顾客的现象十分普遍,形成了较强的用户黏性。这种“回头客”效应使得许多手机店即使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仍能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乃至于形成了明显区别于大城市的手机一条街。
其次,县城地域性经济格局已经改变。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县城的经济生态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县城本身已经不再是信息闭塞、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带。高铁、高速公路网络的扩展,以及私家车的普及,使得人们出行变得更加便捷。越来越多的县城居民特别是年轻群体,愿意前往地级市甚至省会城市进行大宗消费,包括购买手机。相比于县城有限的品牌选择和价格透明度较低的情况,大城市的商场或品牌直营店往往拥有更丰富的产品线、更优惠的价格以及更完善的售后服务,这对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在悄然改变县城的消费格局。大量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或求学,流向中心大城市,导致县城本地的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而年轻人是手机消费的主力军,他们对新科技产品的接受度高、换机频率快,一旦这部分人群流失,自然会对本地手机市场造成巨大冲击。
此外,县城本身的经济发展也在逐步融入全国统一市场体系之中,原有的“地域性消费壁垒”被打破。过去县城手机店还能依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价格优势获利,如今随着智能手机普及率的提升冲击,这种优势已不复存在。
第三,电商也开始全面进行县城渗透。这些年,中国电商的迅猛发展,以淘天、京东、拼多多等为代表的头部电商开始不断发力县域市场,甚至于在县城开出了不少专卖店,更是对县城手机店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去年开始,电商平台不断推出各种促销活动,大量折扣以及以旧换新补贴等优惠政策叠加,让手机的价格变得极具吸引力。对于追求性价比的消费者来说,这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
特别是 90 后、00 后群体,他们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对电商购物的接受度极高,用电商平台购买手机已经成为常态。他们可以通过网络轻松比较不同品牌、不同机型的手机参数、价格和用户评价,足不出户就能下单购买到心仪的手机,享受送货上门的便捷服务。相比之下,县城手机店在价格和产品丰富度上都难以与之竞争。电商平台的崛起,打破了传统手机销售的地域限制,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也让县城手机店的生存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
第四,县城手机店到底该向何处去?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县城手机店生意的消失并非偶然,而是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新兴业态如电商蓬勃兴起并不断转型创新时,传统业态必然会受到冲击甚至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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