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写于1998年，作者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

即使是最常规、最乏味、最没有尊严的工作，只要（也正是因为）有望长期（在实践中，是需要无限期）持续，就有利于稳定、扎实、持久的人际关系的成长。这种“我们同舟共济”的感觉，即无论发生什么都一直待在一起———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推动和促进了人们寻求最舒适、压力最小的共存模式。

在“福特式工厂”时代，在庞大、笨重的工业厂房中工作的，是大量的本地劳工，老板的财富和利润取决于雇员的认同和士气，雇员的生计也取决于老板的仁慈。但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依赖关系不再是相互的，而是单向的。求职者仍像以前一样“受缚于土地”，不能自由迁徙，只能依赖本地的工作谋生，资本现在则可以无拘无束地移动，不用在意距离和国界。

那些收益颇丰的“非常规”工作者,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他们对迷宫法则的熟稔”。

“过剩”这个新词，替代了“失业”。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一切也将回到正轨。“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是多余的、编外的，不被需要。

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这种做法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过共鸣，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如今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则把劳动力视为生产力提升的制约要素。

近来重新鼓吹工作伦理的目的，是为了“将值得帮助的穷人和不值得帮助的穷人分开，把责难倾倒给后者，以合理化社会对他们的冷漠”，因此“说明贫穷是个人缺陷的必然后果，进而促成对穷人和被剥夺者的漠不关心”

术语“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属于这样一种社会意象：这个社会中，富人和穷人有着不同的社会分工，又互为补充。“工人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阶层，他们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贡献，并获取相应的回报。

术语“下层阶级”（lower class）属于社会流动性意象：这个社会中的人是流动的，所处的每个阶层都是暂时的，原则上可以改变。“下层阶级”让人联想到一个被置于社会底部的阶层形象，他们可能向上攀登，从而摆脱当下的困境。

术语“底层阶级”（under class）则属于这样一个社会意象：这不是一个完全开放和包容的社会，其真正的范畴小于社会各组分的总和。“底层阶级”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排除在阶级体系之外的人，他们没任何机会，也无法被重新接纳；他们没有容身之所，对社会没有任何有益的贡献，原则上不值得救赎。

在其他人看来，他们没有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完全无用才会被归入底层社会。

这个社会中没有哪个行业或职业能够确信自己的长期有用性；这也是底层阶级的危险性为社会提供的一项重要服务———这个社会被太多焦虑困扰，人们根本无法分辨究竟在恐惧什么，如何减缓这种恐惧。

“底层阶级”这个词最早是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63年使用的，用来指出去工业化的危险。正如他的担心，去工业化似乎使越来越多的人口永久失业并无法再就业。这并不是因为失业的人自身的缺陷或道德上的瑕疵，纯粹是因为缺乏就业机会。

奥莱塔不厌其烦地提醒他的读者，“底层阶级”并非贫穷导致，或者说，至少不能仅仅用贫穷来解释。他指出，有2 500万到2 900万美国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只有“约900万不被认同”。

把贫穷与犯罪联系起来还有另一个作用：把穷人从道德义务的世界中驱逐出去。

定期的“慈善盛宴”提供了这样的出口———它们通常由耸人听闻的苦难或毁灭性的悲惨景象引发，是一种大规模但短暂的道德情感的爆发。然而，所有的慈善盛宴都是为了间接强化（而非破坏）日常的规则。大规模慈善的景象使日常的镇静和道德的冷漠更容易忍受。最终，它们强化了在道德世界放逐穷人的信念。操持这些“慈善盛宴”的媒体运用了三种相互关联的手段。第一，字里行间的意思是，穷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第二，新闻的行文把贫穷降格为仅仅是饥饿范畴。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第三，媒体所呈现的灾难场面，也以另一种方式鼓励了日常道德的撤出。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在撇清与战争、屠杀的关系之后，我们才会听到轻描淡写的声音叙述着杀人武器正被使用。在更少的情况下，我们才会被提醒虽然知道却不愿提及的事情：那些把遥远的土地变成杀戮战场的武器，都是我们的军工厂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