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写于1998年，作者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

“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国家有责任和义务保障其所有公民的“福利”———不仅仅是维持生计，而是在身处的社会中有尊严地生存。公共福利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集体保险，由集体的所有成员共同承担。它承诺按个体需求而非个体支付的保险金额进行补偿。公共福利原则的纯粹形式是个体需求的平等，它凌驾于消费能力的不均衡之上。

福利理念与工作伦理的核心理念截然相反、难以调和，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没有能够服众的解决方案。福利理念一方面承认以工作支撑生活应该是一种正常状态，一方面宣称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保证国家的所有公民“有权”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允许（明示或暗示）把公民生活与“对社会的贡献”分离开来。这两种观点互相矛盾。

国家福利出现在下述压力或需要的交汇点：处于困境的资本主义经济，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只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有组织的劳工，无法在缺失政治帮助的状态下确保自己不受“经济周期”的影响；通过减轻最令人不能忍受的社会不平等来保护和重申社会不平等原则；通过边缘化无法参与再生产的人来刺激社会接受不平等；以及帮助社会成员安然度过不受政治控制的经济冲击。这些压力促使国家福利诞生，且多年来不断为其注入新的活力。

1981年曾有论文指出，废除甚至大幅削减福利国家的想法，把集体保险交由私人企业去做，把福利体系“私有化”或“去政府化”，看来都不过是空想者的白日梦。然而，不到二十年后，白日梦变成了现实。一个不存在国家福利的国家，一个缺乏国家管理的社会保障体系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最富裕、最为“经济成功”的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一种清晰的可能。

普遍性和选择性（经济审查）的社会福利制度造就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模式，两者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把服务的范围用经济审查的结果来限定，社会就会立即分裂为二元：付出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和不付出就能有所得的人。若只服务于众所周知缺乏政治力量和公众话语权的贫困人口，选择性社会保障只能吸引最差而不是最好的专业人士和管理者。取消经济审查，会使受益者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即全体人口）认为福利国家的支出是值得的。

福利国家在工业化世界闪亮登场，如果没有福利国家，社会阶级的矛盾就难以调和。福利国家的长盛不衰曾被解释为它缔造与维持和平的能力：它能使工人更容易接受资本家设定的规则，且成本更低。

如果不是因为福利国家式的公共保险和资本主义经济需求之间的共鸣，很难想象多因素决定的福利国家，最初能够在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中获得广泛政治支持。此外，通过为贫困家庭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教育、适当的医疗服务、体面的住所和健康的营养品，它保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可雇佣劳动力的稳定供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延续有赖于源源不断地购买劳动力，所以必须把未来的劳动力变成未来的雇主愿意购买的商品。然而，现在雇主们不再需要国家来帮他们管理后备劳动力，多余的劳动力可能永远不会再成为商品。不是因为有质量缺陷，而是因为需求消失了。伴随着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迅速下降，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的自由，投资国家福利体系的吸引力大幅下降，以更少的代价就能获得等价甚至更好的效果。在遥远的国度，当地政府允诺了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机会。

这种新获得的全球流动自由消减了补充劳动力的经济负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鲜、顺从、没有被宠坏的劳动力正在远方招手。这个星球上，部分地区已经充满老于世故的消费者，但也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那里有不需要激发消费欲望就能获得的顺从劳动力，那里的人为了维持生计而卑微地工作。但是，在本地市场，你需要源源不断地创造新的欲望，并保持雇员工资增长，以确保这些欲望能够变成普遍切实的需求。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逻辑是：把消费者欲望作为主要的社会动员和整合力量，作为解决冲突和秩序维持的主要手段，从长远来看，这会使“劳动力成本过高”。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耕耘过的连绵土地迟早都会枯竭，成为收益递减规律的牺牲品。为了保持生产利润，必须寻找新的处女地，未被开垦过的土地。这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要拆除所有妨碍贸易自由，特别是妨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及为什么同时要扎紧禁止劳动力自由流动的藩篱。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正发生的事情是，资本的先知们发现，相较于把远方的廉价劳动力招募到本土，不如自己直接去那里更加方便、成本更低。对“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投资已经没有任何收益，一旦被要求承担社会福利成本，优秀的商人就会利用新获得的全球化自由，把他们的资金和企业带到国外，带到那些索求更少的地方。

可以想象，只有允许压低本地劳动力成本，雇主才会留下来。但在这个方面，福利国家的核心理念，即国家对公民最低限度的生存保障，是一个巨大的障碍。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地贫困化本地劳动力，从长远来看（也许不需要很久）会产生负面的效果。本地劳动力也是本地的消费者，消费品生产者正是把经济成功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偿付能力和购买意愿上，并从中寻求对抗利润下降和破产的保障。

流行的理论颇为浪漫地解释说，民主实践培养了对于社会整体福祉的共同责任感，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目前经济状况较好的人，都需要一个可靠的避风港。近二十年来的政治历程似乎否定了上面的推论。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大多数选民都支持那些明确要求削减福利的政党，或那些承诺降低个人税赋（最终也会导致福利的削减）的政党。“增税”已经成为政客最禁忌、选民最憎恶的词语。

穷困潦倒、难以自食其力的人始终是少数，在政治上也微不足道。而“中层选民”肯距离极端贫困还有一段安全距离，现在大多数中层选民似乎非常确信，由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会更好。他们认为，相对于质量低劣的国家保险而言，能够负担的私人保险会提供更多、更好的福利。因此，因税收降低结余的现金比公共保障抽象的可能性更具诱惑。

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社会的居民会变成成熟的消费者？为什么大多数人现在更喜欢作为消费者进行选择，而不是规避风险，依赖满足所有基本需求的保障型供应？为什么现在大多数人都满足于只依靠自身资源，只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下面的例子能让我们深入了解其中的原因：

在就业、晋升和升学方面优先照顾非裔和拉丁裔的运动的“平权行动”帮助下，三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能够达到或超过美国平均水平（目前为35 000美元）；仅仅25年前，这个比例还不到四分之一。现在，超过五分之一的非裔家庭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这在美国是富裕的标准。现在的抗议平权运动者中，相当一部分是非裔美国人，这些受益者们不愿承认得到了帮助，已经登上顶峰的人不再需要国家提供的梯子，他们急于脱离关系将其销毁。最先获益的人最先宣布它一无是处，抱怨它给受益者带来的不公正的、有辱人格的心理阴影。

对福利国家或“平权法案”的发明者而言，他们心中所念的是消除贫困，集体关怀和扶助弱者是必由之路———补偿获得机会的不平等，从而使机会更平等。事情的发展却大相径庭：获得社会帮助并脱离劣势地位的人，不仅失去了回馈的动力，而且变成了最强烈的诋毁者。

福利国家的创始人希望一劳永逸地消灭贫穷、屈辱和绝望。福利国家远远没有实现这个梦想，但它确实培养了一大批受过良好教育、健康、自信、自立、自主的人。这些人为了维护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需要把“已获得成功的人有责任帮助尚未成功的人”这种社会共识连根砍断。他们受益于国家福利体系，如果社会不为他们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宽慰，这些“自我造就”的人不会获得成功。然而，这一代人最热衷的却是削弱集体保险和社会福利工资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