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写于1998年，作者是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 ，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

现代生活方式在于持续不断地重塑世界。使事物变得不同、变得比目前更好的冲动，以及紧随其后能够增强这些冲动的实践，就是人们常说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永久和持续的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初期，其动力来自征服并殖民“处女地”———把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把商业活动和家庭经济分离，从而把非现代化的生活带入市场经济的轨道，并将其变成资本的牧场。一旦这项工作完成，可以改造的“处女地”所剩无几，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一步生存就取决于把已经现代化的部分进一步现代化。

“地球已经满负荷”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论断。它不是指地球的状况，而是指地球上居民的生存方式和方法。它标志着“无人区”的消失，标志着能够被界定或被视为无人居住、没有主权管辖的土地的消失，标志着可以作为殖民地的土地的消失。这样的土地在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持续的“现代化”进程影响之下，扮演着人类垃圾场的重要作用，现在它们基本上不复存在。

当现代化的胜利号角响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当全体人类的生产和消费都以货币和市场为中介，当商品化、商业化和货币化进程渗透进人类的每个缝隙，本地产生问题的全球化解决方案也就不再可行，或者说本地过剩人口的全球出口方案不再能够实施。所有地方，尤其是高度现代化的地方，现在都要承受现代性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果。他们必须寻找这个全球性问题的本地化解决方案，但他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正如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警告：“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全球经济。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试图阻止其工人贫困化的努力只能导致他们丧失工作机会。”

生存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每个社会只会选择它偏爱或容许的方式。如果我们把某个人类的集合称为“社会”，那就意味着这些人归属于同一个集合，构成了一个整体。

迄今所知的每个社会都有穷人，因为强加任何秩序模式都会造成分裂，并把社会的某个群体定性为不合适、不正常，穷人正是这种“不合适”和“不正常”的典型和原型。

每一个已知的社会都对穷人持一种特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是恐惧和反感，另一方面是怜悯和同情。这两种成分都不可或缺。前者允许在需要秩序维护的时候对穷人进行严厉的处理；后者强调了那些达不到标准的人的悲惨命运，由此让正常生活的人在遵守社会规范时遭遇的所有艰辛都变得微不足道。

如今，穷人的苦难不再能汇聚成一项共同的事业。每一个有缺陷的消费者都在孤独中舔舐自己的伤口，最多只能与他们尚未破碎的家庭为伴，与同样没有资源的朋友为伴。有缺陷的消费者是孤独的，感觉自己被抛弃，一旦他们长期处于孤独状态，他们就真的变成了独行者。他们不知道社会能帮上什么忙，也不期望能获得帮助，他们只能指望通过彩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的计算和限制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早就指明，“工艺本能”（instinct of workmanship）有别于工作伦理这个现代发明，是人类的自然倾向。人是具有创造力的生物。如果认为标价牌是区分工作与非工作、努力与懒惰的标准，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贬低；如果认为没有收益，人们宁愿闲着，让自己的技能和想象力腐烂生锈，那是对人类本性的肢解。工艺伦理将恢复人类本能的尊严，恢复社会公认的意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且根深蒂固的工作伦理却否认了这种尊严和意义。人们很容易对“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这个想法不以为然，认为这是被蔑称为“乌托邦坟场”的历史中的又一个乌托邦。我们的时代是“个体乌托邦”的时代，是私有化乌托邦的时代，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流行地）嘲笑和讥讽这种构想，因为它们只是“集体任凭个人使用”理念的小小修订。

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Bossuet）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不平等的加剧是无法阻止的？德鲁瓦的结论是：“我们的时代并未阻止乌托邦的脚步，反而为其回归做好了准备。我们越是复述政治没有梦想的空间，就越是渴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全书笔记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