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口，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们谋划中国经济下一程的重点内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大战略做了详细规划。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我们今后长远的发展战略。 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特征呢？这个战略新路径会给国民经济格局带来哪些重要变化呢？ 我认为，我国经济会出现5个新特点：

 1. 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将更多地依赖内需拉动 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时达到最高，为64%。这几年慢慢降下来，到2019年时为32%。 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高度消费的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25%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加健康高效。过去，我们的民营企业要到“客场”争夺国际订单，现在在我们自己的本土“主场”就可以站起来了。 主赛场更具广阔天地。不仅如此，在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以顺差为目标来一味扩大出口，而是以适度扩大进口、实现进出口平衡为目标。 对世界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额将达5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27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世界经济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 

2. 我国的工业体系将会更有韧性、更加安全、更有质量和效益 尽管我国现在的工业经济规模世界第一，但我们不得不说，我国的工业体系在30多年的外循环为主体的运行方式下，存在着3个明显短板： 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业效益低的问题；二是低端低质量的产品有一个比较大的比例，高端高质量的较少，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三是同质化竞争严重，低端产能严重过剩，产业内分工不深，对细分市场的开发严重不足。 而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运行模式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产业链的含金量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是“两头在外”，零部件、原材料和市场都在外，我们赚一点加工费、辛苦费。尽管这种加工贸易给我们带来了一定的就业，但由于只占整个产业链的一个环节，对就业的拉动也是有限的。 现在，在内循环下，我们将通过补链、扩链形成水平分工与垂直整合相结合、“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产业链集群。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不仅将吸纳大量就业，还将带来更高含金量的经济绩效。 比如产值为100亿元的加工贸易，由于“两头在外”，一般只有10%-12%左右转化成本地的GDP；而内循环模式下，如将上游的主要零部件配套企业集群到一定的空间区域内并形成水平分工、垂直整合的产业链集群，同样100亿元产值带来的GDP将可能达到30亿-35亿元，也就是说将会有30%-35%的GDP转化率，产业链的含金量将会更高。 二是供应链的安全性将得到有效保障。疫情之下，各国各地区的隔离阻断，首先就会对全球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停工停产导致链上企业原有的产品订单没有了，即使未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其原有的零部件供货也因为物流中断等原因消失了。 一些地区的企业即便有复工复产的能力，也会因为没有订单、没有零部件供应而处在不得不停工的状态。但是我们此前也在苏州、重庆等地看到，由于这些地方产业链相对完整、产业集群自成体系，供应链的安全性得到了充分保障，疫情之下很多跨国公司反而把大量的订单转移到了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不仅满血复活，还在加班加点，订单出现了逆势增长。这也说明，内循环为主下的产业链集群要比“两头在外”、高度依赖国际供应链的地方更加安全、更加高效。 三是价值链的韧性得到全面增强。虽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仍有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过去，在外循环拉动为主体的模式下，习惯的思维就是买买买、以市场换技术。 然而，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而且，长期习惯于这种分工格局，容易被锁定在“微笑曲线”的低附加值的底层中间区域，也容易被人“一剑封喉”。 推动以内循环为主的增长，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关键环节的研发、更加重视创新、更加重视品牌。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具备了沿价值链向上攀升的条件：我们有4亿的中等收入群体，对高品质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我们广大的中小企业开展创新、培育品牌提供了最为丰富而便利的市场。 过去要靠国外高端客户来积累技术、培育市场的情形，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了。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的全面渗透，近几年陆续涌现出的以智慧化、个性化和定制化为特征的“新制造”就是这种趋势的反映。

 3. 经济的循环流通将以更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为支撑 高标准市场体系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高标准的商品市场的体系，一个是高标准的要素市场的体系。 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 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为着力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说得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拼的是要素的投入成本（比如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 支持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营商环境将更加公平稳定可预期 有一个持续的社会资本投资的积极性，是内循环下经济生生不息的基础性特征。 企业家愿不愿意扩大再生产、愿不愿意从事创新性的冒险活动，与其对经济的预期、市场竞争是否公平、产权是否得到有效保护有关。判断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有一个核心指标：就是全部民企的净资产增长率，即每年有多少企业利润未分配、留存下来成为净资产，有多少社会股权资本注入实体产业。 如果一个地方每年的民企仅仅是总资产在增加，净资产不增加，则说明负债在增加、经济杠杆率在增加，有可能产生泡沫。 如果全社会企业尽管有利润但净资产在减少，就说明有更多的企业在亏损或者是有企业在转移资产。 内循环下，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最为关键的是要采取有力措施，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营造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预期。 而关键之关键在于落实好最高领导人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提出的6条举措： 一要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二要采取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要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特别是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四要完善政策执行方式，将“加强产权保护”落到实处；五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六要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 落实了这6条，海量的民间资本一定会在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格局中充分地活跃起来。

5. 就业、分配、住房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均衡普惠持续健康 一是将形成以就业带动就业的良性循环。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中国现在有1.2亿个市场主体，其中8200多万个个体户、3800多万个中小微企业。 这些个体户、中小微企业既是大工业大商业产业链配套的主体，又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如果每个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背后各有一个家庭的话，这1.2亿个体户和中小微企业将涉及4亿人的生活收入。 在未来，需要有更多中小微企业服务内循环，意味着增加就业的载体也会更多。 一个人就业了、形成了消费，就会形成其他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其他中小微企业反过来会增加就业，以就业带动就业的循环会更加顺畅。 二是将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现在城乡差距仍然较大甚至在局部地区有所扩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财产性收入极低。 中国的农民97%的年收入就是他的劳务打工和务农收入，财产性收入只占3%。怎么样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提升内循环效率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命题。 最近采取的措施如被征地动迁的农民的土地和城市的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入市拍卖，扣除成本费用，拍卖的钱全部归农民和集体组织，就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手段。 另外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实施的农村土地占补平衡、增减挂钩指标跨地区、跨省交易，也将增加农村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是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2020年通过立法开始真正实施。 三是将按“房住不炒”的定位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内循环下要防止脱实向虚，就需要矫正现在房地产一业独大、房价过高挤占居民消费的现象，大力建设公租房、廉租房、保障房，合理调控房地产市场价格，降低市民的居住成本，增强其他消费能力。 我认为10年以后的新建住房中，大体上50%是商品产权房、30%是商品租赁房、20%是政府保障房。 四是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服务会更加均衡普惠。 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也是内循环的内在要求，其背后是“人”：公共服务的均衡普惠有利于“人”这个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自由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