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写于1998年，作者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

所有社会都会对自身抱有一种理想化的观点，这激励着它们“不断进取”：发现有损它们面貌的瑕疵，然后找到抚平这些缺陷的补救办法。给予所有人工作，让所有人都去工作，通常被视为治愈因社会（暂时）的不完美、不成熟导致的一切弊病和麻烦的良方。

有一种信念是“工业社会”与生俱来的：参与工业生产的工人将不可阻挡地增长，工业社会的最终形态是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健全的男性都在其中被生产性雇用。全民就业虽然尚未实现，但它代表着未来的形态。

“你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指向人们所在的公司以及该公司的能力。在一个擅长分类且喜欢分类的社会里，工作类型是一种关键的、决定性的分类。

（“你是谁”也通常指人们的家庭背景，对年轻人更是如此）

对于后传统的现代社会（一个根据选择的能力和承担的责任来评估、奖励其成员的社会）中大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男性成员来说，工作是他们终其一生构建和捍卫的身份的核心。总而言之：工作是主要的基准，所有其他生活追求都可以基于它来规划和安排。

在工业化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男性的绝大多数可支配时间、成年后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工作中度过的。

工厂生产花样繁多的商品，除此之外，它们也生产顺从于现代国家的公民。第二条生产线并不突出，也很少被提及，但绝非附属。相对于工作生产物质财富的显性功能，它确保了一项更基本的功能——人在社会上的生存。

衡量政策成败的主要指标是：资本的雇佣能力和民众对生产过程的参与程度。

工作将现代安排（modern arrangement）的所有三个可分析层面（个人、社会和系统）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彼此之间的沟通和协调。

工作伦理似乎主要是欧洲人的发明。大多数美国社会历史学家都认为，推动美国工业前进的是企业精神和跻身上层阶级的愿望，而非工作伦理。美国人认为，工作是手段而非价值，是获得更多财富，从而更加独立的手段，是摆脱令人厌恶的必须为他人工作这种境遇的手段。即使是血汗工厂的半奴隶制，也能以未来自由的名义被他们接受和平静地忍受，无需任何高贵品质的伪装。工作不需要被热爱，也不需要被认为是道德的象征，人们可以公开反感工作，这不会招致纪律的崩坏，因为他们相信当下的忍耐（哪怕是最恶劣的境况）是为了并不遥远的自由而暂时付出的代价。

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工厂纪律的压力越来越令人窒息，不再指望劳动者对工作高尚特质的信仰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美国梦劝告人们，所有工厂里遭受的苦难只是暂时的烦恼，屈从老板的虚妄只是成为老板的必经之路。然而，淡化美国梦的必要性也越来越显而易见。毕竟靠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通过辛苦工作逐渐“自力更生”的自由之路也越走越窄。曾经依靠道德承诺及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的努力工作，现在需要找到新的出路。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地方，这个新的出路是“物质激励”：对那些放弃自身独立性，服从工厂纪律的工人给予奖励。过去道德说教实现的成就，正越来越多地通过“胡萝卜”的诱惑（无论是否配以“大棒”的协助）来实现。与其宣扬努力工作通向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告诉大家这是赚取更多金钱的手段。不要在意“更好”，“更多”才是最重要的。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从工匠变成工人时失去的人的尊严，只有通过赢得更多盈余才能恢复。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勤于工作的道德或惰于工作的罪恶。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经济收益成为自治自主的唯一体现，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