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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作者是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925年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英国利兹大学和波兰华沙大学社会学教授。此书写于1998年，但是现在读来完全没有陈旧的感觉。

每一个成年成员都需要从事生产劳动的社会中的贫穷，与完成了数百年劳动积累，无需大量成员参与就能生产一切所需的社会中的贫穷，是不同的。在全民就业的生产者社会，贫穷是一回事；在生活围绕消费者选择建立（而非围绕工作、专业技能或岗位建立）的消费者社会里，贫穷是另一回事。如果说“贫穷”曾经来自失业，那么今天它主要来自有缺陷的消费者的困境。

在消费者社会中，大规模的生产不再需要大规模劳动，于是，曾经作为“劳动力后备军”的穷人被重铸为“有缺陷的消费者”。这使他们失去了有用的社会功能（实际的或潜在的），这对穷人的社会地位和改善机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工作伦理：（1）为了维持生活并获取快乐，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他人认同的有价值的事，并以之获取回报。（2）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是可耻的。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

在工业化的早期，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地认为人的需求是既定的，并不渴望追求更多：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有趣又体面的事情可以去做，那些都是金钱买不到的，夜以继日拼命赚钱只会和它们失之交臂。这种体面生活的门槛被设定得很低，一旦到达人们就失去了继续攀升的动力。工作伦理助不择手段地拔除其时的普遍性恶习：大多数人都不愿被工厂雇佣，也拒绝服从由工头、时钟和机器设定的生活节奏。

工厂体系的诞生事实上瓦解了工匠和他们的事业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正好是工作伦理所追求的。被记载为引入工作伦理概念（或者说实践“绩效原则”）的道德改革运动，实质上只是试图在新环境下恢复工业化前人们普遍拥有的工作态度，但正是这个新环境使人们曾经的工作态度失去了意义。这场道德改革运动意图在工厂内部，在工厂所有者掌控的纪律之下，重塑全心投入、具有奉献精神的工作态度，以及艺术级的绩效。然而，这些追求，是过去的工匠在自己掌控工作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的。

（从以上的论述中，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受苏联某些思想影响的影子）

新的工厂系统需要的只是人的一部分：身处复杂机器之中，如同没有灵魂的小齿轮一样工作的那部分。这场战斗是为了对抗人身上那些无用的“部分”——兴趣和雄心，它们不仅与生产力无关，还会干扰生产需要的那些有用的“部分”。工作伦理本质上是对自由的摒弃。

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目的之一是以崇高道德为名，迫使劳动者接受既不高尚，也不符合他们道德标准的生活，这是一场关于控制和服从的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权力斗争。工作伦理改革运动的另一个目的，是把人们所做的事和他们认为值得做、有意义的事分离开来，把工作本身和任何切实的、可理解的目的分离开来。

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所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一旦明确了最终目标，唯一要做的就是尽力缩短人们征服自然的进程。所有阻碍或懈怠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换言之，任何有利于征服自然这个终极目标的都是好的，“归根结底”都是合乎道德的，“长远来看”有利于人类的进步。

“只有在人的照料下这些复杂的机器才能高效运行，但这些乡下人不愿意每天花费十几个小时被关在工厂里照看机器。”这种拒绝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的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工匠对于传统权利的捍卫，以及工业化前穷人表现出的对合理、高效的机械化工作体制的抵制，都被视为自然放置的障碍之一，意图延缓人类的进步。如同精心设计却被揭露、破坏、清除的其他诡计一样，这些抵抗也必将被毫不留情地消灭。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种田都种不好，真的有工匠对传统权利的捍卫？）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解决迅速发展的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问题，并处理后传统社会不得不面对的最令人头疼的问题——必须为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无法适应环境变化、无法在新体系下维持生计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没有可以“简单地摆脱穷人”的方法，所以需要找到另一种不那么完美的方案。长期的探索之后，这个方案终于被找到：工作（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如果穷人生活得很痛苦，他们的数量就会大大减少。这是所有捕鼠者都知道的秘密：堵上粮仓的缝隙，用持续的猫叫声、警报声和陷阱的开关声折磨它们，这些负担就会消失，不再出现。如果被许可，更简单的方法是用砒霜，或其他一些略温和的方法。”

工作伦理主张：无论生活多么悲惨，只要它是由劳动报酬支撑的，就具有道德优越性。有了这样的道德准则，满怀善意的改革者可以宣布，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并认为这个原则是向更人道的社会迈出的重要一步。“最小化”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不工作的穷人越是生活堕落，越是深陷赤贫，那些有工作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最微薄工资的穷人的生活就越诱人，至少不至于无法忍受；这样，工作伦理得到了支撑，胜利也触手可及。

（这里的逻辑似乎有问题，在工业化之前，如果不“工作”，例如种田，那么何以为生？）

只要境遇足够骇人听闻，除了“真正的穷人”，没有人会选择救济院的生活。将援助限于阴暗潮湿的救济院使“经济状况调查”显得多此一举：愿意进入救济院的人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救济院的恐怖生活成为评估工厂雇工生活质量的参照，帮助雇主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对劳工的压迫，不用担心他们反抗或是退出。

杰里米·边沁没有区分不同社会机构（houses of industry）的制度：劳教所、救济院和工厂（以及监狱、精神病院、医院、学校等）。他坚持认为，无论这些机构表面上的目的是什么，它们都面对相同的问题，具有相同的关注：必须强制执行统一的、规范性的、可预测的行为模式，以约束五花八门、本质上不守规矩的囚犯。简而言之，所有这些人都必须被剪除各种各样的习惯和爱好，以适应相同的行为标准。

（西方的思维中，似乎一切的都是从人性本恶的角度出发；反观中国的思维中，似乎一切都是从人性本善的角度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