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名言：要多读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这句话在全球化的今天尤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很多领域的专家都在以“与国际接轨”的名义，提出了各种让人眼花缭乱的改革。

比如，当前饱受争议的“4+4医学教育模式”，在当年可是以“破除传统教育模式弊端”，进行“创新性医学教育改革”为名义进行的。

曾几何时，从专家到民众，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对高考制度的反思，可谓教育领域的“政治正确”。美国大学的推荐信制度，以及看重那些难以标准化衡量的社会活动，综合素质等等，一度被当作拯救中国教育系统的良药。

然而，多少所谓的知识分子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嘴上说的是“快乐教育”、“免费医疗”等听起来很美好的名词，心里想的却是“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在这些华丽的名词中，“自由”这个词是当今社会最为人滥用，最为人曲解，又容易受到年轻人追捧的概念。它甚至已经成为建构西方世界乃至现代社会的元概念之一。其他名词一旦跟“自由”沾边，就立刻会变得天然正确，不能反驳，无需思考。

毕竟，自由这个词，乍一听是多么的美好。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诱惑，谁不渴望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人类这种朴素的愿望为所谓的“自由主义”披上了一层温柔的面纱。

不过，无论什么主义，只有在实践中运行一番，才会显露出它真正的面目。比如，谈到自由主义理论时，知识分子们总是会先“科普”什么是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更加关键的问题其实是“谁的自由”。

1.谁的自由

谈起“自由”，很多专家学者经常会先描述一个美好的初始世界，其中每一个人都拥有掌控自己以及自身所有物的一切权利。在这种假象的“自然状态”下，个人是充分自由的，其行为只受自身能力和良知的约束。

不过，为了对抗来自自然界或者其他个体的侵害，人们同意让渡“自由状态”下的部分权利，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来换取对剩余权利的保护。由此，政府就诞生了。

在这套自由主义的经典叙事中，自由主义的核心被描述成“个人主义”。它假设了一种充分自由的、天然拥有所有权利的个体。顺着这个故事框架，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那个由个体让渡权利而形成的政府，当然是权力越小越好，因为只有这样，个体保留的权利和享受的自由就会越多。

因此，在这套自由主义的叙事中，政府被描述为“必要的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允许政府出手干预。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合理。但问题在于，在这套叙事中，最大的获利者实际上被隐去了。表面上，它是在为个体争取权利和自由；实际上它是在制造“个体-政府”的二元对立，受益最大的则是个体和政府之间的那些组织。

这些中间组织早在“自由主义”的名词出现之前，就在人类的各种历史阶段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了：在西方，它们曾经是地方贵族、行会组织、或者商业联盟；在东方，它们曾经被称为“士族豪强”（东汉），“五姓七望”（唐朝），或者“士绅乡贤”（清朝）。

所谓的“自由主义”只是以一种理论化的形式，将他们的诉求发挥到了极致。

在“个体-政府”的二元对立叙事中，这些中间组织完全隐身了，似乎只要政府缩小了权力，这些权利就会自动来到个体手中，每个人就能享受更大程度的“自由”。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能够实现的“自由”跟他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在各种社会组织中的“能量”息息相关。

实际上，自由或者权力，并不像故事中讲的那样是一个人在孤独的原子状态下自动获得的，而是必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一个人的家族背景、财富、人脉资源，决定了他有多少种选择，以及最终能享受多少程度的“自由”。而且，他们还希望将这种“自由”传承给自己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

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创造一个神圣但虚幻的“自由”图腾，表面上要保护的是个体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实际上他们想保护的是自己能够写推荐信以及拿到推荐信的“自由”，是可以绕过大众评判标准垄断上升通道的“自由”，是可以永世享受地位和财富的“自由”。这种可以私相授受、代际传承的“高级自由”，才是自由主义真正要保护的对象。

这次“4+4”事件出来后，某财经媒体就现身说法，邀请一些医学领域的专家公然宣称“希望公权力不要介入医学领域太多，这涉及到生命的救治，不是权力可以左右的。”

这种说法的理论基础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它将人类社会的模型简化为政府的公权力和个人权利的二元对立，从而让家族、财阀、学阀等中间组织能够逃脱人类“理性的审视”，肆无忌惮地扩张。

从历史上看，自由主义绝不是一种建构理想社会的普适理论。这种思想究其本质以及产生的社会根源，只是为资本主义的快速扩张阶段服务的一种特殊文化产物。

2.谁的主义

1689年，被称为“自由主义之父”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正在写他的传世名著《政府论》。此时的大西洋上异常繁忙，一艘艘装满了黑奴的英国船只忙碌地在海面上穿梭。

那时，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利润极其丰厚，但并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参与其中，只有英国王室授予了特许经营权的公司才能够经营。

这种特许经营制引起了众多英国商人的不满。他们认为黑奴贸易的钱都被那些大商人及其背后的英国王室和大贵族挣去了，这是典型的“与民争利”。他们纷纷抱怨英国王室不懂得藏富于民的道理，阻碍了黑奴贸易的繁荣发展。

这些不满逐渐积压，直到著名的光荣革命后，英国王室被束之高阁，资产阶级议会掌握了权力。

1698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宣布跨大西洋黑人奴隶贸易对所有英国臣民开放，只需缴纳百分之十的税金就都可以参与到非洲人力资源大开发的项目。

而大哲学家约翰·洛克写作《政府论》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光荣革命以及资产阶级掌权辩护。

要理解一种思想的本质，不能只看名字以及他们写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实际上想解决哪些问题。假如抛开书中那些学术化的、经过了种种艺术修饰的表达，去看一看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在掌权后推出的政策，可以得到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结论：这本后来被视为“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被无数知识分子捧上神坛的精神瑰宝，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给当时的英国商人争取“自由”参与黑奴贸易的权利。

透过那些委婉的、精致的句子，洛克实际想表达的意思之一是：英国王室凭什么垄断黑奴贸易，我们这些商人都应该有发财的权利，也要去贩卖黑奴。跟专家学者们想象的童话故事相比，这才是“自由主义理论”的真实起源。

从历史上看，个体和政府之间的中层组织一直都存在，也一直想为自己争取利益。而自由主义这种最有利于它们的理论之所以在17世纪的欧洲兴起，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不可分。

当时欧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兴起，给欧洲各国带来了巨额的增量财富。这笔庞大的外来财富，也打破了此前英国的王室、贵族和工商阶层形成的力量平衡。

由于欧洲各国在激烈地争夺殖民地利益，英国王室本身能够调动的力量不足。为了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王室便通过向海盗、商会等组织颁发特许状的方式，让他们“奉旨劫掠”，“奉旨贩奴”。

但是，从国家整体上看，这种特许经营的方式显然更有利于王室、大贵族和大商会，压制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

如何能让大小商人都有权利加入到这场争夺海外利益的盛宴，自由地参与贩奴、劫掠，这才是最早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想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自由主义”思想适应了社会各阶层都想追逐海外利益的需求，使欧洲各国在殖民主义的狂潮中完成了血腥的原始资本积累。

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发挥作用的条件是，一个国家存在巨大的、尚未开发的外部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这个国家的大小中层组织，赋予它们不顾一切、疯狂扩张权利的同时，国家整体也能通过税收等手段受益于它们的扩张。

但是，如果失去了“巨大的、未开发的外部利益”这个条件，放纵这些中层组织在体系内部无序扩张的后果，就是让它们迅速瓜分并垄断整个社会的优质资源和上升通道。这时，“自由主义”思想非但不能刺激社会发展，还是国家的最大毒瘤。

通俗一点说，“自由主义”扶持豪强，是要他们去争夺海外利益，而不是搞窝里横，抢自己人的蛋糕；“自由主义”在现实中要行得通，讲究的是搞对外竞争，取偿于外，整个系统才能顺利运转。这才是自由主义思想乃至整个西方能够崛起的真正奥义。

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当全球逐渐融为一体，成为一个系统之后，“自由主义”便遭遇了困境。

3.自由主义难题

现在的许多专家学者，有一种基于傲慢的偏见。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传统社会跟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完全是两码事，因此从西方学来的这些名词有着独特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找不到对应物。所谓的“自由主义”精神便是其中之一。

但是，一旦我们理解了“自由主义”的本质，不过是限制中央政府（大共同体）的权力，让社会上的各种中层组织（小共同体）能够充分地、自由地扩张，就会发现这种政治实践在中国古代也早就尝试过了。最典型的便是国祚不足百年的元朝。

朱元璋对元朝有这样一句评价：元以宽失天下。这里的“宽”实际上是指蒙古统治者搞不明白那么复杂的制度，就干脆放权，让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官吏自由发挥，只要他们能按时缴税就什么都不管。

那一段时间对豪门权贵、地方大族来说是最“自由”的时期。结果不到30年，国家的各种资源就被地方势力所垄断，元朝中央财政崩溃，连组织救助灾民都做不到，终致饥民四起，天下大乱。

元朝之所以“以宽失天下”，就是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并不满足实施“自由主义”的前提。一方面，迅速崛起的地方豪强只擅长对内压榨底层，无志于向外扩张，导致整个系统的资源很快就瘀结在少数人手中；另一方面，受限于当时的运输技术，蒙古统治者虽然一路向西拓展领土，但难以将新占领的领土和人口整合进一套经济体系，也就无法“取偿于外”。

因此，元朝这个中国古代史上“最自由主义”的王朝，运行不足百年便崩溃了。

必须看到，“自由主义”在17世纪的西方世界能够取得成功，是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活动带来的巨额外部利益这个必不可少的前置条件。“自由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刺激中层组织的欲望，让它们加速扩张，去争夺外部利益，用争夺来的利益来回补国内。

到了今天，技术的发展大大扩展了一个国家的活动范围，处于秩序中心的美国更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全球汲取利益。自由主义因此成为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立国之本。

但是，不要误解，“自由主义”只是比较适合过去300年这一比较特殊的人类发展阶段。当地球被日渐发达的科技连接成一个整体，当美国从全球汲取利益的方式变得越来越高效，“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以维持的。

如今美国遭遇的种种问题，正是因为内部的金融、军事、医疗等既得利益集团发展的过于庞大，乃至于从外部汲取和对内压榨的手段结合起来都已经满足不了它们的胃口。

于是，美国内部的一部分群体才对当前的世界体系产生了不满，导致了特朗普的崛起。但是，特朗普也难以触动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只能到处宣传美国从全球化中“吃亏了”，要求增加美国能够分到的利益份额。

至此，所谓的“自由主义”也暴露出了它真实的面目，从隐蔽的剥削转向了赤裸裸的抢劫。

不过，尽管碰到了种种难题，美国或者西方人搞“自由主义”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西方文明就是靠着“取偿于外”发家的。

而国内的那些只会窝里横，只敢从自家国民手中夺食的利益集团，竟然也好意思厚着脸皮讲什么“自由主义”，还口口声声不许公权力介入。实际上，如果没有国家的保驾护航，它们在国际市场上早就被吃干抹净了，根本不配提“自由主义”。

还有一些搞学术的所谓“自由主义者”，只敢在国内高呼什么权利、自由，但一提到“对外竞争”马上就唯唯诺诺，不敢提跟“洋大人”竞争。这些人搞的也根本不是什么“自由主义”，充其量只能称作“买办自由主义”，只是为了方便他们对内搞垄断，对外配合帝国主义的压榨罢了。

真正的自由主义，成立的条件是这个国家的中层组织有足够的实力和胆略不断地从外部，从国际体系中攫取利益，来补偿其在国内造成的系统性无序。

没有这样的实力和觉悟，对外搞妥协，将利润大头拱手相让，对内借着“自由主义”的大旗搞代际传承，这种买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最糟糕的组合。

对于中国来说，学习西方从来不是问题，我们也从不吝啬学习；问题是没学到精髓，还反过来用学到的名词在内部搞特权小圈子。“学习西方”这面大旗，绝不能被这样的人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