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俄罗斯发生的瓦格纳事件令人震惊，但至7月中旬，事件获得较理想的解决：普京总统更换了瓦格纳集团的领导人，但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瓦格纳的战斗力，使其可以继续为俄罗斯国家利益服务。在战争导致的剧烈内外冲突下，普京依靠俄罗斯强大的爱国主义民意基础，维护了国家的团结稳定。

战争是一个社会能否长期稳定的极端考验方式。在战争形势下，原本平衡的社会有机体会突然失衡，因为战争会将升平时代社会潜藏的矛盾暴露出来，逼迫各种矛盾冲突极端化，进而导致社会矛盾由隐性转为显性。瓦格纳事件就是俄罗斯社会矛盾冲突由隐转显的典型案例。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俄罗斯社会发生了什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社会发生了两次崩溃。一次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苏联作为政治国家消失了，它剧烈冲击了俄罗斯人民的国家观，各加盟共和国统一的纽带解体了，作为民族与社会组织核心的苏共被宣布为非法，俄罗斯社会内部与外部都处于剧烈的脱序过程中。第二次崩溃发生在90年代中期，向市场经济转型的500天紧急计划（休克疗法），导致俄罗斯原有经济体制迅速瓦解，大量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进程中进入了寡头的腰包，各共和国传统的经济纽带解体，广大的普通百姓丧失了基本的生存保障。

政治和经济的解体，必然导致社会纽带的解体。而今天的俄乌冲突，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苏联政治解体的继续——两个原本同根同源的兄弟民族，试图通过战争的形式最终确立彼此的政治关系。

普京执政之后，他面临的最艰巨任务，就是重建国家，包括重建政治、重建经济、重建社会、重建意识形态。

在政治上，为了强化俄联邦与各共和国的关系，普京推行了地方选举基础上的总统任命制，大幅度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避免俄罗斯的进一步解体。与此同时，为了弥补苏共解散带来的组织资源匮乏，普京推动成立了统一俄罗斯党，试图在议会和其他方向保证执政党的控制力。在经济上，普京推行了打击寡头、培育市场经济的政策，俄罗斯经济快速恢复，重回世界十大经济体行列，但俄经济并不是规范的法治经济，而是充满了灰色地带和腐败的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和社会重建上，普京则大力弘扬东正教，并恢复沙皇时代以来俄罗斯近代化的精神文化传统，试图从宗教和历史文化中建设当代俄罗斯人的精神与社会纽带。

综合评价俄罗斯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国家重建进程，可以发现，俄罗斯已从苏联时期的单一社会结构（社会相当平等），转变为多元化的社会，经济效率有明显提升，但贫富分化、阶级分化、地区与民族分化也日益明显。从经济上看，俄罗斯市场经济发育很快，一般民生经济与能源经济发展明显，但需要社会组织资源和政府资源强有力支撑的创新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俄罗斯的经济技术水平已明显落后于西欧和新兴经济体。从政治上看，俄罗斯大致移植了西式宪政体制，具有了形式完备的现代宪政国家形态，但这一体制能否有效统合俄罗斯广袤的国土和1亿多的人民，仍然存疑。尽管普京建立了垂直型的中央-地方行政集权体系，但仍然无法与苏联时代以共产党为核心纽带的组织体系相比拟。一般而言，行政体系具备自上而下的统御功能，但要解决自下而上、自左而右，跨区域、跨民族、跨阶级的治理，则必须有现代政党组织的参与。从意识形态重建看，俄罗斯大力弘扬近代以来以沙皇为代表的俄罗斯传统文明，同时鼓励东正教的教化作用，这种向回看的意识形态建设固然有利于俄罗斯人民面对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入侵时建构自身主体性，但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建构，并不具备解决现实问题与未来问题的价值整合功能。从这次俄乌冲突看，如果没有强烈危机感所激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很难想象俄军能够长期坚持战斗。

从国家重建的角度看，俄罗斯最明显的问题是放弃了以共产党（或执政党）重建为基础的社会组织纽带，“党-军”“党-政”“党-企”关系不复存在。统一俄罗斯党大致在议会中起到了多数决的平衡作用。但作为执政党，其对基层社会、地区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少数民族等，都缺乏强有力的领导和组织作用。苏联时代建立的共产党组织纽带，不仅开创了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将苏联导向现代国家，而且在苏联处于最危机时刻——“二战”初期苏军严重失败、国土大面积丧失——仍然维系了国家不分裂、社会不动乱。就此而言，21世纪俄罗斯的国家重建进程，最大的成就是重建了国家对市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最大的缺陷则在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平衡均维系于普京一人之身（以及普京身边的少数执政集团），而非维系于一种组织体系，或维系于一种国家体制，以及与这种组织体系和国家体制相始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

瓦格纳私人佣兵集团，是俄罗斯国家解体、社会解体的产物。在多元而弥散的社会中，当面对大国政治竞争时，由商业利益或黑帮团伙凑集而成的组织力量，都有可能发挥超出预期的作用。

从历史传统看，民间力量构成的佣兵团伙长期在俄国存在。沙皇时代，叶卡捷琳娜就通过颁授贵族头衔等方式，来奖励那些为俄罗斯开疆拓土的土匪、黑帮或具备冒险家性质的资本家。苏联时代，俄罗斯本土的这种佣兵组织消失了，但并不妨碍俄罗斯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采取变化了的形式。比如西班牙内战时期，苏联组成志愿军，号召那些理想主义者组织起来支援西班牙左翼力量，这种国际主义干预，很好地解决了苏联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主张之间的张力。后苏联时代，由于美俄对峙，佣兵组织再度出现，并成为俄罗斯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干预国际社会生活的政策工具。瓦格纳此前在非洲的马里和中非、在中东的叙利亚等地广泛介入当地政治社会生活，成为普京调节国际事务的一个灵活而有力的工具。但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由于俄罗斯的国家重建任务并未完成，由此导致瓦格纳这种务实灵活的国际干涉工具形成反噬，差点导致俄罗斯内战的发生。

瓦格纳事件对中国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同样经历过40年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广泛发展，但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任务同样艰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险恶的中美竞争和国际安全环境变局，面对大争之世的到来，建设一个核心权力持续稳固、建设一个共产党可以发挥更大引领作用的国家与社会，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就此观之，“两个确立”与“两个维护”，正是中国在时代转折点建构稳固政治秩序的最重要政治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