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世界或许并不包含直线，所谓的直线可能只是采用不恰当观察方式的结果，若采用恰当的观测方式，已知世界的一切都是曲线构成。其中，由曲线形成的螺旋形最适合描述、理解事物发展的过程。

之前谈到旧经济循环难以为继，高层正在各地调研，酝酿新经济循环整体方案，新方案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关键要素：GDP保持在5%左右增速、中央政府加杠杆、企业部门资产回报企稳回升、举国体制实现技术突破、增量“蛋糕”适当向居民部门倾斜、提高居民劳动性收入、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渐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新方案涉及面广泛，是一整套系统性调整。既涉及教育、医疗、养老方面改革，又涵盖政治、经济框架的调整；即为长期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又为短期经济困局提供适当托底。

若新方案迟迟未能出炉或力度不足以扭转当前困境，则目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将继续呈现螺旋形的自我强化，需要漫长时间消化。

一、困局

自中国加入WTO，中美共同构建起全球产业链，在过去二十年运行良好，使全球处于低通胀、高增长的美好时代，也预示脱钩结果必然是高通胀、低增长的“苦果”。

套用一句外交辞令就是：中美对抗没有赢家，合作才是出路。

如果猜测中美脱钩结局，可能是苦果承受能力决定哪个社会更早放弃博弈，避免社会奔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的政策选择与社会崩溃之间互为因果。

二、长期

我国在未来十余年可能构建的新经济循环有：欧亚大陆的外循环、消费主导的内循环、财政支持的科技循环。新循环与旧的“房地产+基建”循环并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即旧循环作为存量经济要稳住，新循环作为增量经济要增长。

1、欧亚大陆的外循环

从近期德法访华来看，欧洲正处于中美博弈的核心位置，在这场中美体量接近的博弈中，欧洲的态度异常关键。即使无法拉拢欧洲与我们站在统一战线，起码不能与美国同时减少进口，加剧我国出口萎缩，否则，外需过快坍塌恐将坐实国内通缩。欧洲清楚其中利害关系，在未来十年左右的中美博弈对欧洲的拉扯过程中，可能常常看到欧洲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左右摇摆，因为双边下注符合欧洲利益最大化原则。

从成功调停沙伊关系，到正在调停俄乌关系，二者共同之处是都属于中欧贸易沿线关键节点，间接验证了高层目光正聚焦在建立欧亚大陆经济循环。贸易需要互惠互利，所以我国采取的是和平外交手段，实施过程更难，但若取得示范效应有利于树立国际形象，凝聚国际共识，形成欧亚大陆经济循环势能。

我们没有能力判断欧亚大陆贸易体系是否能够形成，也没有能力判断成功形成的概率，更无法判断何时可以形成，只能通过观察高层行为猜测背后的动机，毕竟从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经验看，只要高层达成共识，执行通常不是问题，所以可以假设欧亚大陆贸易体系能够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受益产业。倘若欧亚大陆贸易体系成功建立，贸易体系脱离太平洋与大西洋，美国又何尝不是一个被边缘化的岛国？

外循环是能够进行全球贸易的行业，注定要在中国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可贸易产业中寻找。加入WTO至今，我国已形成家电、消费电子和新能源同时具备产业规模较大且具有全球竞争力，基建、高铁和跨境电商等产业尚在培育之中。

若欧亚大陆的外循环能够顺利开启，则上述行业较为受益。在选择具体投资标的时，应同时考量被投资标的的产业生命周期、竞争格局、产业链上游、贸易壁垒、政治因素等，制定相适应的投资策略。

2、消费主导的内循环

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中较为富裕的西方国家人口总和约为10亿，当中国完成工业化，理论上西方国家可以不必生产任何产品，中国有能力满足他们全部需求。这在经济上可行，但在政治上不可行，所以中国注定要形成以国内需求为主的经济体，这也契合人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的税率，加上垄断的土地供给，造就政府在国民分配中比例偏高，好处是在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国家有能力启动大规模基建项目托底经济；坏处是挤压了居民的分配比例，使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偏弱，这是内需的底色。

此外，过去十多年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房价的持续上涨，让城市居民享受资产快速增值的盛宴，好处是带来居民纸面财富，激起2015年后居民消费热情；坏处是对房价上涨的预期进一步引发房地产产业链各主体（城投、房企和居民）的加杠杆行为。在长达3年的疫情冲击下，不确定性让全体居民趋于冷静，戛然而止的加杠杆行为使2022年消费（房地产是大宗消费）进入冰点，这是内需的变化。

内需，长期取决于居民收入，包括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短期取决于居民杠杆，即居民负债。目前来看3个变量都不乐观，政府正通过压低利率降低负债成本，帮助居民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恢复，但仍需时日，符合高善文博士说的“疤痕效应”特征。高层正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调研，若出台一些诸如发放现金、消费券、减税降费的短期刺激政策，则可能更快走出“疤痕效应”；若出台的是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改革措施，则可能会提高居民消费潜力，有助于长期消费能力的释放。

若我国第二个百年目标能够实现，则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以上，较当下人均GDP实现翻倍，在这个高质量增长过程中，对应的是居民消费升级，可能涉及的行业较多，包含食品（预制菜、速冻食品、复合调料）、饮料、乳制品、白酒、啤酒、家电、消费电子、医美、新能源汽车等等，只要人均GDP能够继续增长，分配改革能够对居民倾斜，上述消费品都存在需求侧的增长和升级。

在选择消费行业具体投资标的时，应主要从微观经济学角度进行考量，特别是产业生命周期与竞争格局，判断行业未来会处于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还是垄断。毕竟，垄断产生利润。

3、财政支持的科技循环

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天经地义，但依靠纺织、服装、五金显然无法提供这样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提供人无我有的产品成为科技升级的方向。由于我国处于后发追赶阶段，我们的科技升级势必要进入其他国家的领地，如日韩的消费电子、日德的汽车以及美欧的飞机，在总量蛋糕增速有限的情形下，贸易摩擦可能不可避免。

正是各国贸易摩擦，我国提出“强链补链”口号，半导体、新材料、精密制造等超高端领域都有进口替代的投资机会，鉴于本人并非技术专业，就不展开讨论。

科技公司一般在实现技术突破后，仍需要经历下游客户对产品的漫长技术测试过程，直至产品技术参数满足下游客户后，公司在财务上实现利润爆发式增长。鉴于这些科技领域的下游为B端客户，产品在成熟后毛利率会逐年下降，需要持续不断的进行产品迭代或新品研发，因此，科技公司投资适合对技术了解程度较深的投资者进行中期维度的投资，投资难度较大。

三、投资

当前困境是旧经济循环弊端累计叠加中美博弈的结果。

具体来看，房住不炒的长期化带来参与者预期转变，以及三年疫情影响了居民收入的确定性，最终带来房地产销售萎靡和价格松动，并导致产业链上的城投、房企、居民信用受损，使2022年双位数的M2未能托举经济，货币政策的失效与2008年的美国类似，表明各主体需要在低利率环境下进行资产负债表的长期修复。

深化改革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自2021年起，住房、教育、医疗以及养老改革正在进行中，短期阵痛我们已经体会，但长期来看还是利大于弊，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居民不敢消费的后顾之忧。

2022年，经济已经见底；2023年，经济一定呈现复苏态势，但若依赖经济的自然复苏，则需要较长时间（美国次贷危机用了10年）；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可能不允许自然复苏，高层最终的选择可能还是货币与财政的合流，即中国版QE（量化宽松）。

中央信用的投入，财政的发力，都会让财政难以平衡，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减少财政开支。

若中国版QE出炉且力度能够扭转当前困境，则应当关注需求侧快速增长的行业，迎接成长股戴维斯双击的机会；反之，则应当关注供给侧出清彻底的行业，拥抱价值股提供的稳定分红。

原文来源：考拉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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