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近期有机会在复旦国际金融学院讲解人口问题及其影响，组织者收集了课程参与者的一些问题，我做了一个简要的回复。考虑到这些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征得组织者的同意，将相应的回复发布在这里。

问： 您对国家选择计划生育政策的看法是什么？这个政策对中国当前的人口问题有何影响？

答：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持积极态度，他曾说过“人多力量大”，他在回应美国国务卿的文章中表示，中国不怕人多，认为人是有创造力的。现在看来，他的观点其实是非常有洞见的。然而，其他人更多地关注粮食问题和低水平的经济发展，并把这些问题简单归因于认为中国人口太多，虽然这种归因现在从学术角度看站不住脚。

这种内部争论导致政策一直在节育和限制节育之间摇摆。到1971年以控制人口为特征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实施，而更严厉的以城市一胎化为特征的计划生育则开始于1980年。但其实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人口增幅在世界发展中国家几乎是垫底的，而且这个增幅几乎完全可以由预期寿命的大幅增长解释。发达国家在早期预期寿命增长时也经历过大幅的人口增长。从世界比较的角度来说，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判断从来就不成立。

我的观点虽然是后见之明，但非常明确：计划生育政策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存在。这方面我们做过非常深入的分析，结论就是即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根本也不会陷入灾难，到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或许会慢两三年，但到现在却会好得多。将各种问题归因于人口太多，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各种经不起推敲的含混的自然语言逻辑。

例如，大家觉得对“人多”的负面印象往往来自拥挤的城市，求职时众多的竞争者等等印象，但这种直觉意义的“人多”与中国有10多亿的“人多”完全是两回事。实际上，中国所有城市的建成区面积只占国土的0.6%，相当于耕地面积的5%左右。建成区面积翻一倍城市会宽松得多，天也不会塌下来。至于求职，又有几个人能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找到工作？那些地方竞争者固然少，但职位却少得更多。

我相信未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是非常负面的。不过，当前的低生育率不完全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计划生育导致的。即使当年没有推行计划生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生育率也会下降。原因之一是，过去“养儿防老”的观念已经逐渐被养老金等制度取代，微观激励机制失效了，生育率也会大幅下滑。

问：站在家庭和个人的角度，您觉得当前多生孩子是理性的选择吗？

答：这个问题非常好。人口和生育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微观层面（家庭和个人）与宏观层面（国家和社会）的结论经常是对立的。从宏观层面来看，多生孩子对国家和社会肯定是有利的，但从微观角度，在目前这样消极的政策和负面的生育环境下，多生多育对个人和家庭往往意味着巨大的付出。

特别是那些工作和生活压力特别大，未来收入不稳定的年轻人，多生孩子真的需要不小的勇气。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改革公共政策，创造一个激励机制，使得生育成为个人的合理选择，而不是通过道德劝导来推动年轻人生育。只有当年轻人从自身角度认为生育对他们有利时，生育率才可能得到提升。因此，未来的政策应关注年轻人的利益，而不是简单地催促他们生育。

问：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如何？国家应投入多少以实现生育率的提升？

答：我认为目前国家在鼓励生育政策上的投入力度是远远不够的，别说稳定出生人口，就是阻止生育率进一步下滑都做不到。生育率低于2.1左右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就会不断下滑。按现在1.0左右的生育率，出生人口是每一代人(约30年时间)减少一半多。如果一直维持在这个生育率，未来是每出生一人，去世六七人。这完全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生育状态。

根据其他国家的情况，生育率高低与国家的政策支持是密切相关的。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GDP中用于鼓励生育高1%，对应于生育率高0.1左右。鼓励政策肯定有效的。很多人担心增加投入会带来社会负担，但我不这样认为。民众尤其是辛勤养育未来贡献者的家庭从经济产出中分得更大的份额，是经济发展的意义所在，而且这种对家庭的支持是对未来的投资，会提升长期经济增长率和税收，进而惠及所有的人。

如果将GDP中投入5%、10%，甚至更多用于鼓励生育，生育率就会明显提升，甚至可以达到更替水平。不要以为10%的GDP会很多，按目前的1.0的生育率，未来人口会以每年减少2.5%的速度萎缩。相对于人口稳定的经济体，人口萎缩的经济体因为创新力较低人均GDP增速会更慢。即便不考虑这个负面因素，1.0生育率下的GDP比起更替水平下的GDP每年要减少2.5%。换言之，10%的GDP只要4年时间就会因为人口萎缩而消失掉。

问：您提到过国家的货币发行应该锚定人口，而非外汇或资源，您能否详细阐述？

答：货币的需求与经济的活动规模或者说社会交易量密切相关。给定发展水平，也就是人均产出，经济的活动规模或者说社会总交易量自然与人口规模成正比。

当人口增加，社会交易量也会增加，因此货币发行量也应该相应调整。相比之下，锚定外汇或石油等资源的做法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未来石油可能被新能源取代，而锚定外汇则让我们的货币政策依赖于他国的经济政策。

锚定人口，尤其是出生人口，能够更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使货币政策更加稳健和可持续，更能符合社会的货币需求。

问：在人工智能逐渐取代人力的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未来的人口过剩问题？

答：人口过剩的说法是默认人的价值是劳动，不劳动就没有价值。但这肯定是不对的，人活着本身就有自在的价值，劳动只是为了生存乃至活得更好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如果能达到相同的生活水平，社会整体的劳动应该是越少越好。

我们以萝卜快跑的例子来解释。萝卜快跑无人驾驶出租车的出现反映了我国智能电动车领域的快速进步，但其普及可能危及千万出租车和网约车司机的生计。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在取代工作的同时，社会也会创造出许多新的工作机会，从而并未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这只是历史经验而非逻辑必然。由于人工智能更新远快于人类学习速度，未来可能有大量人口逐渐不具有市场所需的技能，导致以“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经济制度崩溃。这点在中国已见端倪；伴随着技术的快速进步，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职场空前内卷，甚至让一些年轻人选择绝后。

技术进步对应的是效率的提升，意味着社会可以用更少的工作投入来获取更大的效用满足。从社会整体来说，这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工作只是为了获取效用的代价，这种代价当然是越小越好。现在可以用更小的代价换取更多的效用满足，人类社会反而面临崩溃。还有比这更荒谬的事吗？

回到底层逻辑，人活着本身就具有自在的价值。不只是劳动者，更是消费者，基因多样性的承载者，文化语言的传承者乃至孕育杰出人才的人口基数的贡献者，更是亲友的陪伴者和他们人生意义的加持者甚至赋予者。

实现这些价值的最终出路是向全民普惠性发放起点收入，起点收入的来源正是效率提升所带来的产出增额中的一部分。

在操作层面，可以从向养育家庭发放高额补贴开始，资金渠道包括长期国债和信用扩张。这不仅可以提高生育率、激发内需、降低失业率，还能恢复经济的快速增长，更能大幅提升民众的获得感和对国家认同感，真正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技术进步带来的应该是民众生活越来越舒适，而不是社会越来越内卷。

问：未来的社会结构是否可能分为顶层天才、中层人工智能劳动力和底层接受分配的人群？

答：我可能不太喜欢用顶层、中层、底层这种可能蕴含高低贵贱的词汇，因为我觉得不管在经济中处于什么位置，人与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只是各自不同的技能让大家处于不同的位置。

未来的社会很可能会出现这种结构，少数人负责设计和引领技术，一些人通过人工智能承担大部分工作，大部分人则通过社会分配获得起点收入，作为消费体验者来贡献社会。但各自占比多大比例可能会一直变化。如果所有工作全部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大家收入就完全一样了。

在达到这个阶段之前，最关键在于确保社会的流动性，使得不同的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命运，而不是让人们被固定在某种位置。目前的社会状况并不理想，很多人面临“996”或“007”式的高强度工作，而另一些人则找不到工作。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很大的问题，未来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做最好的自己，而且能在更短的工作时间内获得更高的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