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经济乏力，是为过去的寅吃卯粮还债，政府在政策上没有问题甚至还阻止了更坏的局面出现，没有用放水引发的剧烈通胀来营造假增长。还完债形势也未必就会好，经济不是个线性的活动，目前的趋势保持五年，必然会引发主动或被动的形势变化，事情不会发展到最好或者最糟的情况才会拐弯的。所以政府目前要做的不是保持趋势，而是要积极解题，为这几年随时可能发生的变化做提前量。另外就还是增长本身的问题，不管是过去能卖地卖厂变现，还是个人能把自己几十年才能挣到的钱提前贷出来投资，前提都是投资是有的赚的。能寅吃卯粮，前提得是存在普遍的对未来增长的信心，社会普遍认为把钱投出去是会增殖的，这才有预支财富赌回报率的动力。今天这种情况，越没挣钱的辙，就越不可能靠预支未来过关，不仅对个人，企业和国家更是这个朴素的道理。

所以要想进一步了解今天经济的问题，那就得再进一层了解增长究竟是什么。这里随手写点也没空找太多数据，简单聊下也别当学术成果看，写到哪儿算哪儿吧。之前的文章里，我一直说古代经济是零增长模式，很多人不理解，这概念也不是我发明的，所谓零增长，不是没有产出，而是没有财富剩余，导致的结果是生产一年，没剩下什么东西。古代经济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农产品是经济生产的绝对龙头，但整个社会产出的农产品，一大半要满足农民自己的口粮和种子需求，国家要征收一部分，给脱产的军队给修河堤修长城这样的公共事业提供保障。最后剩那一部分被地主克扣过去放贷搞兼并，这个过程不生产新东西只是方便地主把别人那点资产并购过来而已。一年的生产，到最后基本都被自产自销掉了，生产多少全吃了，整个社会总体上成本和收益持平，地主赚了些，相应的农民就亏了些，加总后是不亏不赚的。这才是零增长，零增长也就意味着零利率，社会没有增长率，资产总体估值也就万年不变，固定资产放在那儿不会升值。说白了，没有余钱，上面越贪下面越穷，最后就是农民没活路造反。当然说中国古代没有一点增长不公平，从汉代到宋代，粮食亩产从120斤涨到近300斤，这个增长是花了一千年时间才实现的，就这点增长就引发了地主阶级由大豪强向中小规模转型的变化，但平均到每一年的真实增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和今天将近八百公斤的平均亩产比，它能带来的社会变化也是极其有限的。

不能说农业社会没有增长，只是这个增长幅度不是一代人在几年时间内就能捕捉到的，所以可以被认为财富没有增长真实利率也没有增长。真实利率不是银行和财团规定的利率，而是代表着社会整体财富的真实增殖速度，没有增殖那就是零利率社会，资产也就不会升值。真正让真实利率出现明显上升的，还是工业革命，生产力大幅提升。很多人学经济学，一大堆关于财富的概念砸下来，把人直接砸傻了，慢慢自己就迷糊了，觉得增长就是永动机理论，只要人把钱玩明白就会实现增长，自己拽着领子就能把自己拉上天了。然而给你价值一千万的金子，把你关到没水没食物的密室饿三天，你照样要面临死亡的危险，金银财富这时候救不了你的命。实际上增长的本质一直是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问题，讨论增长却与基础资源脱钩的话，就容易把经济理论搞成永动机理论。今天还是这样，各国高级经济专家一大堆，波斯湾的石油运不出来他们掌握的理论再多不还是抓瞎吗。

工业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让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了，过去采出来那点石油只能点了照明或者烧火，烧完就完了，现在一桶原油能加工出来汽油驱动汽车，加工出煤油驱动飞机，加工出化肥提升粮食产量，加工出塑料和化纤丰富日用品种类。而有了化肥粮食产量提升后，余粮多了，就解放出更多劳动力从事农业之外的生产活动。当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消耗率（不是消费率）时，多出的资源就会支撑起人类从事更复杂更多样的生产活动，而人类的消费潜力也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被释放了出来。在生产的拉动下，人类所有固定资产都迎来了升值潮，因为生产率快速上升，农业用地地租就水涨船高。城市工业生产能赚到钱，那能用于生产的土地和厂房的价值就随之猛涨。繁荣的生产刺激了消费和贸易，那可以用作门店和存储仓库的土地和房子的租金就会呈正比增长。地租不是一个割裂的经济概念，和地租挂钩的是生产和贸易能够产生的盈利潜力，有盈利预期自然就会让经济活动发生平台的估值指数级上涨。固定资产的升值，体现在真实利率上就是真实利率不再为零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符合本质的增长。

因此真实的增长，渊源就是生产力的提升，带来的全社会财富的增殖。到今天这个增殖过程已经非常复杂，形式也非常多样，但把各种金融名词和修饰去掉后，财富增长的骨相依然是生产力的真实提升。这个生产力，和衡量农业时代时一样，不是产出了就是增长了，而是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真实提升。农业时代有生产但结果不亏不赚，工业时代则有过剩问题，过剩就是生产过多超过消费需求，多出来的卖不出去了。这就造成了成本浪费，浪费的成本和卖出的利润对冲，最终整个经济系统还是不亏不赚，真实利率就回到接近零的水平了。然而这可是要人命的，利率回落的问题就是固定资产估值降回去了，全社会却背着高位收买固定资产而背上的贷款，挣不了那么多了却要还那么多的债，结果就是社会还在生产，经济却陷入危机了。不管是股市、期货还是房价，影响他们涨跌的微观要素有很多，但宏观的底层逻辑一直是和真实利率挂钩的。别的要素出问题还可以在其他地方找补，真实利率不振，就像八十岁的老头吃再多伟哥振不起雄风。目前全球经济的问题就是这个，生产力长期没有边际上显著的增长，导致各路经济专家使尽浑身解数依然难救，前些年日子过多爽今天就有多狼狈。

简单讲清楚这个前提，才能明白最近一百年中国以及整个东亚在经济上发生了什么。东亚经济增长的本质，就是努力将自己接入工业革命后的世界经济核心圈，事实上全世界都在做但只有东亚三国四地做到了。这个“接入”不是“融入”，按融入速度其实老蒋的国民政府才是最快的，然而中国不仅没富反而积贫积弱了。你在势单力薄时急着加入大佬的局，只会被大佬们放到餐桌上吸干。真正接入世界经济，关键在于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让自己不仅接得住外部世界高生产力带来的冲击，并且能把外部的生产力优势转化成自己的真实增长率。

日韩所谓经济奇迹，其实就是日韩能卷，老百姓能吃苦，而且政府强势，生产秩序有强力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经济计划能够被不打折扣地执行下去。并且有足够的经济人才主导生产组织工作。岸信介主义深刻影响了日韩的经济组织思路，完善工业基建，整合资源扶持重点产业，国家通过经济计划引导产业升级，抑制国内低效竞争，通过产业政策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并为国内产业提供成长空间，并且利用补贴和贸易保护来为本土企业提供成长空间等等。有完善设施有人还有成气候的基础产业，再加上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长期战争打出的统战价值，日韩以及后来的台湾才接住了西方的发展红利，通过对接西方经济带动自己完成生产力迅速迭代，最终将自己的经济拉了起来而不是成为西方的血包。其实越南本来也有潜力，但南越没打出统战价值，北越统一了越南，却长期处于战争状态走不出来，还和世界经济的两极中美都打过仗，内部和外部都没做好，经济也就现在这个样了。越南其实就是没出他们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经济和内外关系理顺，结果就把发展机遇错过了。

说完他们再说中国，中国这个经济腾飞过程也是有章可循的，而不是所谓的国运加成。中国体量比他们大得多，所以需要更长时间为接入世界经济系统做准备。中国遭遇过西方更长时间的掠夺，而中国的体量使得没有人能为我们的困境兜底，这就带来了中国以何种姿态对接世界经济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好温饱，没有起码的工业基础，做不到在出现危机时有起码的兜底能力，那我们这十亿人就是西方那些经济巨兽砧板上的肥肉。所以我们建国后很长时间确实处于与世界半隔绝，尤其隔绝西方世界的状态，有西方封锁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做好独立自主参与世界经济的准备：没有重工业基础，国内没有成形的电力铁路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受教育人口不足导致能参与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等等。在竞争力不足的时候拥抱先进生产力，不仅缺乏落地的条件，而且会被人家锁死在最低端领域。所以教员时代的基调就是打基础，农民甚至要从牙缝里抠出钱来支持城市的工厂和遍布全国的基建建设。我们那时候承接的苏联工业转移，以及自己搞的大三线，这些其实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增量，因为我们没有形成完整的内循环，国内市场尚不足以支撑起工厂的独立生产，反而还需要农业生产为城市刚起步的工商业输血。反过来工业的起步阶段，生产力的提升对经济的影响也局限在小范围内，所以那个时期是很苦的，真实经济增量有限，而大家还要砸锅卖铁搞建设干工程打基础。

工业化是个需要逆周期投资的过程，需要的是把资本集中起来，然后投到薄利多销的制造业上，尤其是所有国家起步都要从低端制造业干起。这样的做法，上会得罪资本拥有者，他们赚不了容易赚的钱，下会引发民粹不满，说好让大家过好日子却不给大伙分钱。这种局面，光靠口头说服是难以改变的，大多第三世界国家工业搞不成，无非是财富被大种植园主和买办把持，民众又天天拿选票逼政客发福利，想搞现代化，手里不攒钱怎么行，但工商业一有攒钱搞再生产的想法，就会被上下夹击扼杀掉，久而久之日子就这个熊样也能过。所以真正搞工业化的国家，都是经过战火洗礼的，要么直接从大财主手里抢资本，要么外战胜利建立战争权威，谁不服就一秒六棍。并且通过军事化过程来锻炼出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统，发展出一套整合社会资源并集中运用的制度体系。这个前提下，国家才能主动去赚不好赚的钱，去搞逆周期不符合眼前利益的投资，去做大量艰难的甚至需要牺牲利益的决定。我们在建国后能挺过这最艰苦的阶段，与第一代领导人以身作则的政治操守，以及军事胜利带来的超高权威是分不开的，而人民更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牺牲。

有了基础后，才需要考虑如何接入世界，并且吸收世界产业革命成果的问题。赶在七十年代实现中西关系正常化，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和各类世界组织中的合法席位，是意义巨大而且非常及时的一步。我们在建国后没有因为立场问题就完全唯苏联马首是瞻，在后期的判断中还是选择同西方握手，未必不是当时已经认识到苏联模式没有前途。苏联掌握了先进生产力，却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有效的增长能力，带来了大量效率浪费，不仅妨碍了生产力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人民生活水平提升速度有限，同时也妨碍了生产力借助市场进一步提升，也严重拖后了他们与美国的竞争能力。而这件事由一代目操作并且完成了，就给后来的权威不足的人卸下了一个沉重包袱，毕竟怹不发话，别人动既定外交路线就是动祖宗之法，政治上面临的压力会是空前的，也许就没人敢做了。改开作为一个漫长且重大的历史进程，不是说开动就开动的，它的发生伴随着长期且谨慎的铺垫过程，从艰难的工业建设，到寻求与西方的正常关系，都是为下一步的经济建设铺路，后人也是在前人铺好路的基础上才开始新的进程的，把某个历史进程归于哪一代人而忽视这里面的治理逻辑的传承，都是不客观的。

而改开能把路走通，就和我们的工业底子以及国民素质有着强相关。最近五十年，我们的飞速持续增长，根本原因就是我国在这个历史时期内，完成了横跨三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历史进程，并且在技术上追上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个惊人成就，既有中国人民勤奋吃苦且聪明的原因，更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形成了良性互动，成功接住了西方的产业转移，并且借助这个过程完成了我们自己的技术迭代。然而如果只把这个过程理解为一开就灵，那好多国家一直开着呢，为啥他们不灵呢？能把外来生产力的输入转化为自己的经济增长，前提就是我们在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启动阶段，就有对于重资产投资的承接能力。

在1978年，中国与大众公司就开始针对汽车合资生产展开谈判，并且在1984年成立上汽大众承接汽车制造业务。汽车制造是现代重工业生产的集大成者，造车能力和工业生产能力可以说是完全成正比的，而中国一开始吸收西方先进生产力水平，就有能力承接最复杂的汽车制造业务，这相当于朝鲜一开放就直接造了个AI数据中心，在懂行的人眼里是相当科幻的事情。所以中国自改开伊始，就是西方制造业转移的最佳目的地，有体量有市场有高素质的劳动力还有现成的承接重型业务的能力，我们有能力提供优质项目吸引国际大厂投资和合作，这才让中国自改开伊始就成功对接他国的优质生产力水平，既释放了我们的生产力积累，又给技术的持续迭代提供了空间。像类似阿根廷这样的国家，没有接收重资产投资的禀赋，拿什么接收重工业转移，即使有点资本也只能投到足球上好有回报率。

而中国通过技术迭代实现持续的真实增长，也释放了西方的技术积累，使得西方借助中国生产力迭代的进程而享受到了增长红利，这使得中国从开放伊始，与西方就开始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因此即使在最开始的接触中，中国就已经积攒了足够资本使西方无法下决心与中国脱钩，而中国在这个产业转移和技术迭代的过程中一直占据着独立的主动的地位，这就是前文讲到中国以何种姿态参与世界经济的问题。在那年之后的九十年代初，美国就已经试图通过制裁和战略围攻，妄图迫使中国变天了。但最终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不是因为美国心慈手软，而是中国那时候的实力就已经足以挫败敌人的企图，而且在那个阶段美国在政治上的封锁已经难以阻止在经济领域中国和世界的联系，最终还是未能阻挡中国走向世界参与竞争的步伐。而中国主动加入WTO，也正是源于这种底气让我们敢于直面国际竞争带来的挑战，而进一步地与国外先进生产力水平的对接不仅让我们完成了旧的产业革命，并且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节奏，开启了持续快速增长时期。

有人觉得我们能在新世纪飞速发展，靠的是卖地卖厂各种出卖优质资产，这就是搞混了因果关系。属于前面提过的永动机理论，以为自己能把自己拽上天。前文就提到，是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真实增长，拉高了固定资产的估值。在中国的语境下，中国的开放尤其入世，配合中国优质的工业生产禀赋，拉高了在中国投资工商业的盈利预期，就此带动了固定资产估值的大涨。是行情在前面，大的政策环境营造了较高的真实利率，投资有赚钱预期，才会让卖地卖厂能卖出钱。而对于中国尤其是中国地方政府来说，手里缺钱尤其缺外汇，最顺理成章的选择就是把这部分涨幅变现，尤其是通过引进外资换来外汇，再拿变现出来的资金投资再生产引进国外先进生产线和设备，实现增长的正向循环（这里不讨论这个过程中的寻租和监守自盗行为，只讲基本逻辑）。地能卖上价的背后，是中国跨越多个经济周期飞速发展带来的宏观经济行情看涨，没有大环境加持，不通过优化基础禀赋来创造投资前景，把所有成就都归结于吃大力丸，那和相信永动机一样蠢。所以也要辩证看待这个时期的“寅吃卯粮”，寅吃卯粮是外在表现，它背后的逻辑是当时的增长潜力，表面上是加杠杆换投资，其实是把现有的行情变现并且将资源集中起来做新项目，属于调动并且搞活经济要素的策略，简单地把所有杠杆都理解为透支未来也是片面的。

然而这波红利期，在进入21世纪10年代时就结束了，不仅中国的技术进步到达瓶颈，西方的情况更甚。因此最近几年这波持续萧条，其实是早有预兆的。早在2012年左右，西方持续炒作中国大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雾霾拉爆污染指数，成为了一个公共话题，中国政府也下了很大决心推动环保事业。然而这时候的污染严重，和过去的野蛮生长是有区别的，可不是意味着增长过快才加剧污染，正相反，是经济增长开始乏力了，各大工厂和制造商纷纷砍掉与环保和遏制排污相关的成本，才导致污染成了一种扎眼的普遍现象。我觉得真正对经济敏感的人，应该从那时候开始就感受到日子不好过了。其实外国也一样，2016年美国人把川普选上台总不会因为日子太幸福想看乐子吧。但2015年左右，各国为了保住增长率，纷纷开始放水炒热市场，这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寅吃卯粮时期。随后的时间，我个人回忆起那时候的感受就像红楼梦里的贾府，一边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一边各种萧条迹象开始不断显露，真实利率其实在不断走低。就像许总搞的金元足球各种热闹，也确实又带动了不少事业向前推进，比如足球青训那些年投的钱这些年开始结硕果，但透支未来已经埋藏了隐患。

结果新冠一来，算是专治各种不服，把全世界烘起来的这波泡沫全戳破了。为啥围绕新冠防治策略的争论，没几条真的针对传染病学和生物学，全是和政治和经济相关，就是因为全球lockdown提前结束了这波庞氏运作，而且把所有的庞氏资金链全部打断了，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打击一点不为过。不过新冠只是结果，没有新冠也会由于别的契机让世界陷入危机中。因为增长停滞的根本原因还是生产力进步陷入瓶颈，用兴奋剂刺激经济假增长，不仅完全是幻象，而且会加剧大资本拥有者对财富的收割。美国人发明的发钱拯救萧条的理论，前提是美元是全球货币，他们印钞厂加大点产能，美国就能用美元收割其他国家资产支撑自己的经济活力，给别国留下的只有废纸和通胀，这才是真正的饮鸩止渴。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抑制通胀输入，保持经济结构健康，把前些年透支掉的债务慢慢平了，是最安全的应对策略，也是最能止损的策略。好在这个欠账并没有三四十年那么夸张，差不多十多年而已。但对于中国来说，被动等待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已经足够大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给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了，我们要破局就只能自己啃下目前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而路线其实还是那么一条，生产力，目前只有努力开启全新的技术生态，进一步提升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率，然后创造一个更新的第四产业出来吸纳劳动人口，这才可能开启新的增长进程。而对于中国来说，另一个可行路线则是促使第三世界国家推动产业升级，通过他们的产业升级释放生产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从而释放我们大量未能充分利用的增长潜力。而这个同样需要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发展，并且在话语权和定价权上占据主动，在全球新一波产业转移过程中让自己说了算。

我们现在做的事业，推动AI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进一步完善国内要素流动网络建设，积极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都是在为下一步可能的变化努力做准备，并且积极努力促进新增长的发生。很多事情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并不能帮助我们摆脱困境，持续推进下去也不容易，但这不代表可以不做。正确答案都是自己探索出来的才是有用的，非要等到前景看得见的时候才开始着手，那愿意做的人早就抢破头了不会把机会留给你的。高考完两小时你就可以看到正确答案了，可这时候知道正确答案能帮你提高哪怕一分吗？所以事情都是在前景不明的时候就要起步的，简单题是轮不到基础不足的后起之秀来做的。能实现弯道超车的，必须是敢于主动做难题，并且主动为解决难题投入大量前期成本并且承担风险的一方。现在看过去的很多决策，最珍贵的不是赌得对不对，而是敢于带领国家直面挑战并且承担历史责任的魄力。有这种做事情的劲头，即使主要目标没完成，这个参与竞争锻炼自我的过程也总会带来正反馈的。组织要想取得成就，就是要做对很多艰难的决定，如果只做表面上最顺理成章的决定就能成功，那成功就不会是奢侈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