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蒲鲁东

编辑 |  王芳   

2015年3月，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在复旦大学发表题为《班门弄斧转基因》的演讲。在演讲提问环节，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卢大儒就转基因问题与崔永元进行对话沟通，后演变成双方的“激辩”乃至“骂战”。

卢大儒被临场经验丰富的崔永元抓住机会打断质问，在回应崔永元质问时稍显犹豫，又被口才犀利的崔永元狠狠挖苦了一番。

其实，卢大儒在对话中认为湖南黄金大米主要是知情权、操作程序和伦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转基因科学性方面的问题，不要因为程序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就质疑转基因的科学性。

而崔永元这时却利用辩论技巧，质问卢大儒：“你告诉我，黄金大米转了几个基因？”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卢大儒一时语塞，没能迅速地给出一个明确的数字。

“开玩笑啊，你这太开玩笑了你知道吗？你连转入几个都不知道你说安全啊？太有意思了你！”

卢大儒略有犹豫之后还是正面回答了崔永元的质问：“两个基因吧。”

“七个！”崔永元斩钉截铁地说。

面对崔永元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和勇气，回答正确但不善辩的卢大儒显得茫然了，“我认为你在纠缠一个细节”。

“什么叫细节？那是你研究的专业，你连研究的专业都不知道？”

事后，视频随即火遍全网，新华网为此做了一个专题，题目是“复旦教授与崔永元激辩转基因，狼狈落败”。

那些年，崔永元不仅与复旦教授现场“对骂”，转基因主管部门农业部更是他常年攻击的目标，从两会提案指责农业部失职、渎职到微博上炮轰农业部食堂不吃转基因，农业部除了就食堂不吃转基因回应了之外，并无过多回应。在反转基因的舆论环境下，农业部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也难见主粮品种。

然而，转基因产业化在中国的发展，正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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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的故事得从达尔文说起，正是他发表《物种起源》，提出了进化论，人类才明白世界上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同一个祖先，使用同一套遗传密码。

在达尔文的肩膀上，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联名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揭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解开了遗传的秘密。随后的研究证明，地球上绝大部分生物都共用一套遗传密码，DNA编码信息在不同的物种之间可以通用，人类也就有可能人为改变这套遗传密码。

20年后，梦想成真。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斯坦利.柯恩博士听了赫伯特.波伊尔做的报告，这位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酶，可以识别一段特定的DNA顺序，然后再中间切一刀，把DNA链断开。

柯恩听了大受启发，他的研究方向是大肠杆菌细胞里的一种环形DNA链，柯恩意识到他可以利用这种酶的特性，在DNA链的特定部位切下一小段DNA，再换上新的一段DNA。

第二年，柯恩从非洲瓜蟾的染色体上切下一小段的DNA，换进了大肠杆菌的DNA链中，制造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转基因生物。柯恩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技术的潜力，但波伊尔回过头意识到了，1976年他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转基因技术可以用来让细菌帮助人类生产有用的东西，比如胰岛素。

与此同时，一个名叫罗伯特．斯旺森的年轻风险投资人相信这一新技术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他想法设法约到了波伊尔，两人成立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Genentech，专门开发转基因技术的商业潜力。

1978年，波伊尔成功把人类胰岛素基因转进了大肠杆菌中，获得成功。从此，Genentech公司生产的胰岛素全面替代了动物胰岛素，成为大多数糖尿病人的首选药物。

不仅胰岛素，多种人类蛋白质药物是用转基因方式生产出来，包括人干扰素、人类生长激素、乙肝疫苗、新冠疫苗，其实人类社会受益转基因技术已经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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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华盛顿大学成功将抗生素药类抗体基因导入烟草细胞，标志植物转基因技术的诞生，1996 年，抗草甘膦的转基因玉米和抗玉米螟虫的转基因玉米在美国批准上市，转基因作物正式开启大规模商业化种植。

事实上，植物转基因技术诞生前，自然界的基因转移非常普遍，风和昆虫传播花粉，这就是天然杂交，其实就是大自然中的转基因过程。

人类祖先正是利用这种自然界的转基因过程，来筛选优良品种，进行培育改良。通俗点说，老祖宗们在野外看到心仪的野生植物，就带回家去进行人工栽培，每年都留下口感好、产量高的品种的种子，年复一年，最终驯化为人类的农作物。

天然的杂交太慢了，人类后来开始学习和效仿大自然，通过人工杂交，将野生近缘种的基因，转移到另一个物种上，获得高产、抗病的优良品种。大家熟知的杂交水稻，就是袁隆平将野生稻的雄性不育基因转移到了栽培水稻。

杂交育种还是效率太低，而且成功与否还得靠运气。中国的猕猴桃漂洋过海来到新西兰，经过新西兰人的几十年的杂交培育，才有了新西兰的奇异果。而且大部分不同物种之间不能杂交，如果想要把微生物中的抗虫基因转移到棉花中去，只能利用转基因来实现。

转基因技术在农作物上的应用可以带来很多好处，如抗虫、耐草转基因作物的推广使用可以大幅减少杀虫剂、农药的使用，从而降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减少食物中的农药含量对人类的身体伤害。

孟山都正是看中了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潜力，相信转基因技术很快应用于农作物育种领域，终将取代除草剂、农药等农化产品，成为农业领域未来最强大、同时也是最环保的产品，孟山都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从一家专门生产化学品的公司转型成种子公司，并成为全球种子行业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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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种业巨头，孟山都1996年推出转Bt基因的抗虫棉， 当年11月，孟山都公司与中国河北农业厅下属的河北省种子站，以及岱字棉公司合作成立冀岱棉公司，将保铃棉棉种带入中国市场并成功在中国推广，负责孟山都抗虫棉中国推广业务的即是现任大北农常务副总裁刘石。

杜邦先锋2002年则与$登海种业(002041.SZ)$  合资成立登海先锋，然后又与$*ST敦种(600354.SH)$ 成立敦煌先锋，缔造了“先玉335”玉米品种的销售神话，先锋也因此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其幕后推手也是刘石。

2001年先锋公司进入中国，刘石从孟山都跳槽到先锋任中国区总裁，接手先锋后，刘石组建了登海先锋这家合资公司，并于2005年推出了杂交玉米“先锋335”，一般公司推出新产品都喜欢先用低价开拓市场，但刘石决定反其道而行之，把“先玉335”的零售价格提高到当时最流行的国产“郑单958”的两倍还要多。

由于“先玉335“出苗率很高，无需多粒播种，而中国农民担心种子不出苗，一直采用多粒播种再间苗的种植方式，既费种子又费工。刘石便把原来的论斤卖种子改为按粒卖种子，缩小包装，农民每亩地的实际花费并没有提高太多。

于是有了后来的“洋种子按粒卖，国产种子论斤卖”现象。

另外有一半的农民采用播种机播种，而当时国内多为多粒播种机，正巧刘石听说河北有家播种机厂仿制了一台国外单粒播种机，便与之合作改进制造工艺后，通过补贴低价销售给农民。这样一来，先锋公司通过这个补贴项目掌握了整个玉米产区几千名专业播种机手的详细资料，然后通过他们向农民推销“先玉335”，大获成功。

与这些跨国种业公司相比，国内种子企业各方面都不在一个量级，难以与跨国种业巨头相匹敌。大豆、棉花、高端蔬菜、花卉等种子市场已基本被外资品种占据。

这种情形，中国官方自然也是十分清楚的。

2006年，中国科技部对外颁布了确定了16个重大科技专项，属于农业领域的只有一项，就是转基因，且转基因重大专项的经费总额高达220亿元。

2016年，中国化工与先正达达成收购协议，先正达是全球第一大农药和第三大种子公司，在种子行业，先正达的地位仅次于孟山都和杜邦。这项收购交易对价430亿美元，从财务投资角度来看，这项交易价格高昂，但先正达的先进技术对中国农业带来的战略意义，才是说服决策者的关键。

这项交易完成后直接大幅提升了中国化工的负债率，也间接促成了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的合并，以降低中国化工的财务杠杆。

“两化”合并后，旗下的众多的农业板块势必要重组整合，$安道麦A(000553.SZ)$ 和先正达构成了中国化工农业板块的主体。中化集团农业板块所涉及的公司数量更多，包括化肥领域的中化化肥、种子行业的中国种子集团和$荃银高科(300087.SZ)$ ，以及擅长农药生产的$扬农化工(600486.SH)$ 。

早在2020年1月，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同在官网发布消息称，将把下属农业板块主要资产注入中国化工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先正达集团。

覃衡德，这个宁高宁口中“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人”，成为“两化”农业板块整合的重要角色，作为中化集团农化事业部总裁，除了新任先正达中国区总裁外，他自2016年起就担任中化化肥总经理，2019年1月履新荃银高科董事长，2019年底，覃衡德还成为扬农化工董事长。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转基因技术，另一方面孟山都通过转基因弯道超车成为种业公司巨头的成功案例也激励着国内民营种业公司，相继开始布局转基因技术。

2011年，$大北农(002385.SZ)$  成立生物技术中心，开始走转基因研发的道路，公司负责人是吕玉平博士，他曾在美国Ceres公司工作了10年，而后又在先正达任运营总监，作为不可多得的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两栖人才，大北农非常重视，拿出5亿元成立生物技术中心研发转基因，那年大北农种子业务收入才6亿元收入，这力度在当年民企中非常罕见。

吕玉平也是看到转基因技术的应用潜力，相信转基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将会助推中国生物技术产业化的步伐，想成为推动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产业化的参与者，选择回国加盟大北农。

而就在一年前，时任先正达中国区总裁的刘石也选择加盟国内种业龙头公司$隆平高科(000998.SZ)$  ，就任隆平高科总裁。这位自称为“探路者”的行业明星经理人在外资巨头摸爬滚打多年之后，准备在隆平高科这个平台上大展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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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是美好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

转Bt基因抗虫水稻和转植酸酶基因玉米于2009年拿到了安全证书，但是，因涉及口粮，崔永元等意见领袖反对声较大，转基因由此进入公共话题领域，此后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就停在这一步了。

后来的事也让回国的吕玉平有些失望，“我当时觉得220亿元人民币很多了，平均每年20个亿呢。如果这笔钱主要用来培育现有的国内支柱企业或者用1/10的资金组建一个国家级新企业，以产品主导市场，是可以让一批企业大展拳脚的。可结果是大部分钱都支持了科研院所，仅有小部分企业参与了该项目。转基因重大专项本来是以产品研制、公司培育和市场运作为导向的，可企业在转基因重大专项中似乎缺少被培育和作为主导的机会。”

担任隆平高科总裁的刘石，仅过了一年半之后，就选择离职。

时过多年，我国种业仍然像芯片一样，技术水平低，严重依赖进口，被称为“农业芯片”。

正是因为看到芯片的被动局面，种子安全也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中央这两年开始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解决卡脖子问题”。

变化起始于2019年，距上一次转基因主粮品种获批安全证书10年后，农业部重新开始批准转基因主粮品种安全证书，大北农已有3个玉米品种和1个大豆品种获批，隆平高科参股的杭州瑞丰也有1个玉米品种获批。

春江水暖鸭先知，隆平高科与中信农业2019年成立了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并从大北农挖来吕玉平任隆平高科副总裁、隆平生物总经理。

从隆平高科辞职后的刘石，今年年初又去了吕玉平的老东家大北农，任副总裁兼作物科技产业总裁。

刘石、吕玉平共同的老东家，先正达集团，目前已被整合为“两化”的农业板块平台，作为国内最大的转基因产业巨头，未来也将登陆资本市场。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均强调种子问题的重要性，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

1月27日，农业农村部印发《202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监管工作方案》，为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提供政策保障。4月7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1年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批准清单，涉及2个转基因水稻品种、1个转基因玉米品种、1个转基因大豆品种，这次距离上次农业农村部公布批准清单仅仅过了2个月。

可以预期，转基因产业化的脚步越来越近，6年前那场著名转基因论战，崔永元或许是要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