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霸权无疑是导致全球经济呈现疲态的根本性因素。

美国的单极霸权外交塑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国际机构所执行的经济和贸易规则，而这些所谓的国际规则大都偏向美国。（各种国际组织，美国往往具有一票否决权，要不然它就退出）1991年，美国凭借金融资本虚拟化扩张的所谓“比较制度优势”，获得了对苏联“冷战”的胜利，其在世界的领导地位也达到了“单极化”的顶峰。其后20年间，美国通过铁腕的军事侵略巩固其霸权地位，2008年以后，美国铁腕外交配合其金融霸权变本加厉，以至走上了债务与货币相依为命双双扩张——“发钞买债”——的国家信用自我毁灭的道路，迫使看到美国“自毁”规律的其他国家寻求美元的替代方案。由此可知，处心积虑收割全球的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其国际影响力正在逐渐下降。

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及其演化中的对抗性冲突，表现在美国和中国之间。

我们认为，中国属于被美国诱迫性地逼入主要矛盾的“非主要方面”……中美冲突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两个工业竞争对手的市场之争，而是两种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不仅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更是工业经济逻辑与金融化食租/食利经济逻辑的冲突。在当前美国本土经济萎缩之际，金融化食租/食利经济只能越来越倚靠国外补贴以及对外掠夺。

历史上，工业国的富强之道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防止地主阶级掌权，并且能够全面压制食租部门。促进本国工业发展，应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以降低生活及商业成本。

但现在西方倒行逆施，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全球化之后，“自由市场”变成了被食租/食利阶级自由剥削的市场。如果由私人部门提供公共基础设施， 剥削性的价格垄断就会取代政府以补贴价格提供的基本服务。

在经济领域中，所有经济体顺利运行所需的最重要的服务是货币供应和银行信贷。银行和信贷一旦被私有化，就会成为榨取经济租的要害。这就是为什么19世纪的经济学家在探讨工业资本主义逻辑时一致认为，货币及银行业应该属于公共服务，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工业生产总成本中不必要的金融开销。

而当代的反古典经济学把金融收费视作提供“服务”而赚取的生产性收入，并将其归类为产出，因此被纳入了GDP。这种统计方法把金融利润与其他类型的经济租一起当成GDP的增长来源，而非作为间接成本负担，遂造成实体经济正在增长的假象。实际上，增长的是食租部门的收益，不创造真正的经济价值，只是把收入从债务人、租房者及消费者手上转移到了债权人、地主及垄断者手上。这种转移是通过把公共部门私有化，使公共服务成为垄断资本用来榨取租金的工具而达成的，而这些垄断资本主要是由金融部门组织的。这个金融化的演变在美苏对峙的冷战阶段发挥过制度效应，使美国和西方在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中“不战而胜”。究其原因，在于金融部门虚拟化扩张虽然对外转嫁成本却不承担责任；而这又对GDP这种按照交易来计算增加值的统计指标形成了巨大贡献，遂造成比对手更为显著的经济增长。这极大地支撑了西方“软实力”的作战能力，苏东精英群体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优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浸淫中发生了制度解体。

中国的混合型经济以及古典主义的产业政策，成功地避免了新自由主义的“美国病”。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一小撮食利阶级夺取控制权，摇身变成中央决策者，运用权力占有深陷高债务及高成本危机的劳动阶级和实体产业的收入。去工业化的“美国病”根源在于经济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食租/食利阶级榨取的经济租，抬高了工业生产成本，遂导致去工业化。而这一体系目前在整个西方大行其道。

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何保持自身优势，避免跌入美国意识形态及外交施压的软实力陷阱？

“药方”是什么？药方是，首先，国民经济统计方式应区分创造真实价值的生产性部门和转移收入自肥的金融食租/食利部门，收入转移并不是生产。其次，任何成功的经济制度都是混合经济，亦即，货币和信贷、土地、公共服务、自然资源等都应由政府掌握，并以成本价提供或者由政府给予补贴，以降低私人部门的生活成本和商业成本。再次，防止非生产性债务开销的方法，主要是对经济租征税。这样它就不会被金融化，不会被投机者和榨取租金的买家作为利息支付给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