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灰犀牛来了——极低生育率意味着什么？

梁建章 绕梁说 2023-01-17 22:18 发表于安徽

根据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这就意味着，早就引发关注和担忧的“负增长”终究还是来了，也是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其实对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的人来说，出现负增长原本就是完全在预料之中的必然结果。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每年的净增人口数都在持续减少，从2016年的906万人一路跌至2021年的48万人，所以2022年的负增长只是延续了近年来的趋势。至于导致这个结果的最关键因素，则是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2016年，当时在“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动下，全年新出生人口达到了1883万人，出现了阶段性的反弹势头。然而短短6年之后，2022年的新出生人口已经降到了956万人，非但跌破了千万级别，而且只有2016年的一半左右，下滑之剧烈要比当初最悲观的预计更糟糕。

进行一下横向对比，总人口规模与中国大致相当的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的数量在2000万人以上，达到了中国的两倍以上，未来人口总量将远超中国。如果按照人均寿命80岁来算的话，中国即使勉强能够维持每年900万的新出生人口，长远来看也只能维持七亿多的人口。继被印度超越之后，未来的人口规模还将被美国、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很多高生育率国家超过。

按照每年956万的计算，总和生育率还不到1.1，仅为更替水平的一半。通常我们把生育率在1.3到1.5就叫做超低生育率，日本的生育率就是在1.4左右，属于超低生育率。但现在中国的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0.3个孩子，甚至可以称为极低生育率，几乎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仅略高于韩国），比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少了0.5个孩子，未来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程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更令人担心的是，2022年首次出现的负增长几乎不可能是谷底，而是会成为见证持续下滑的一个新起点，短期内几乎看不到迅速扭转趋势的契机。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这几年身处疫情防控的特殊历史时期，但考虑到中国之前曾经取得卓有成效的防控效果，至少以2022年的人口数据而言，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并不是太明显。相比之下，2023年的新出生人口数据倒是有可能因为疫情压力而进一步下滑。整体而言，中国人口的首次“负增长”，并不能主要归因于疫情影响，而是各种长期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即便未来中国迅速摆脱了来自疫情的负面影响，也不意味着新出生人口数据会出现报复性增长，不应当对此报以不切实际的幻想，仍然必须以长期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中国的人口问题。

少子化直接导致人口规模萎缩，人口结构老化则会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那么，如果“负增长”成为长期陪伴中国人口问题的一种常态，又会带来哪些后果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养老问题。目前每年新出生的人口，会在二十年到四十年后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客观上会承担包括养老在内的众多社会责任。那么随着新出生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持续下滑，也就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财富创造者的规模会出现萎缩，需要社会提供资源支持的老年群体却在不断扩大。与现在相比，就是更少的年轻人必须担负起更重的养老压力。

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如果年轻人口的规模出现严重缩减，很可能会动摇中国经济的创新基础。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来自于庞大的市场和人口规模优势，如果人口总量日益减少，尤其是年轻人口规模的减少，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另外伴随着经济放缓和人口老化，必然导致年轻人创新和创业意愿的下降，进而导致中国经济的创新活力也会大打折扣。这和过去几十年的日本经济类似，而且中国的少子化和老龄化要比日本来得更快和更猛烈。

正是忧虑于此，所以在过去十年里，我们不断呼吁中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应当出台一系列有助于提升生育率的政策。应当说，其中的部分建议，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获得了采纳，比如深圳市正在对《育儿补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计划对生育三孩的家庭最高补贴3.75万。除此之外，山西、陕西、云南等地近日也都已推出或酝酿推出类似的政策。

在我们看来，上述政策的力度仍然远远不够。一方面，相比日益高企的养育成本，现有的现金补贴力度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才能真正起到激励家庭生育的效果。欧洲的一些鼓励生育比较成功的国家，平均会拿出GDP的2-3%来鼓励生育。中国的低生育问题更为严重，可能需要拿出GDP3-5%才能有比较好的效果。我们在过去的文章中，曾建议以给与家庭现金、免税和补贴房贷利息的方式来降低育儿成本。而且如今正是发放育儿福利来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因为整体经济产能过剩需求不足，正好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如果这些政策向有孩子的家庭有所倾斜，可以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既鼓励了生育又提振了经济。

另一方面，现金补贴也并不足以消除家庭对于生育问题的全部顾虑。比如针对新生儿可能牵扯家庭太多精力的问题，中国未来需要新建更多的幼托机构，将0-3岁孩子的入托率从目前的不足5%提升到50%左右，用社会的力量帮助家庭分担养育责任。如果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整个社会对此投入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又比如，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巨大学业压力，也是导致年轻父母不敢多生孩子甚至选择丁克的顾虑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对于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比如通过取消中考、缩短学制等措施，将孩子们从沉重的负担中解放出来，最终也将有利于提升年轻群体的生育意愿。

总而言之，我们虽然早已预测到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到来，但是过去五年的生育率下降得如此之快，低生育率的危机到来得如此猛烈，还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次中国人口出现了久违多年的负增长，其实是再一次给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由于生育率走低而可能引发的各类忧患，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已变得越来越近。可以说极低生育率的灰犀牛已经清晰可见。这五年的生育率崩塌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需要差不多20年才能彻底显现出来（我们对中国经济的短期和中期都是乐观的），但对于中国的长期负面影响注定是非常巨大的，这个灰犀牛正缓慢而坚定地冲过来。如果希望摆脱或者至少是降低人口危机对于中国的负面影响，则必须有所作为，且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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